英雄是民族的脊梁和最闪亮的坐标。“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英雄模范的宣传和表彰，多次表达对英雄烈士的深切缅怀与崇敬之情，深情讲述英雄模范的感人故事，深度阐述英雄模范的精神实质，号召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总书记对英雄的重要论述内容丰富、思想深刻，为新时代文艺创作提出了新要求、锚定了新坐标、指明了新方向。

电影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是建构、塑造和宣传英雄人物的有效方式与有力路径。新时代以来，电影创作者紧跟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为广大人民群众奉献了“我和我的”系列、《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流浪地球》、《攀登者》、《中国机长》、《长津湖》、《万里归途》等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的“新主流大片”，这些影片将英雄人物的精神内核融入到生动的叙事之中，将英雄人物的家国情怀呈现在动人心魄的故事之中，达成了政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个性与共性的和谐统一，日趋成为国产电影创作的主流和市场的主角。

新主流大片能够引领观影热潮，取得票房佳绩，在于其超越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模式与故事套路，通过与观众共筑精神家园、共振人物情感、共建平民视角，增强了影片的思想深度、精神厚度和观赏力度，实现了故事策略和内容品质的全方位突破，最终成为引领中国电影创新发展的新力量和新标杆。

宏大家国叙事与跌宕个人命运的同构与共建

家国情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和精髓所在，家国叙事是中国电影的创作传统，家国同构的叙事理念已深入电影创作者内心。新主流大片承继传统主旋律电影家国情怀叙事和家国话语表达特点，主题立意继续聚焦牺牲、奉献、忠诚、担当等高尚情怀和伟大精神，但其叙事和表达突破传统主旋律电影单一和概念化的宣传说教方式，着眼人性挖掘和人物刻画，将个人情感的表层叙事与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融为一体，通过塑造具有家国情怀的有血有肉的人物，讲述家国共命运的感人故事，寓教于乐地激发起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成就感，让观众在与故事的共鸣和与人物的共情中，获得灵魂的洗礼与精神的升华，最终达成家与国、公与私、个体与群体在精神层次上的同构与共建。

以电影《战狼》为例，该片叙事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叙事，缉毒战士冷锋因违抗命令私自开枪射杀武吉而被调查，但也因其“刺头”性格和另类表现而被特种部队女队长龙小云看中，得以加入“战狼”战队，进入新环境和新团体后的冷锋面临新的考验和新的挑战，走上了从“痞”兵到英雄的成长之路；第二层叙事，冷锋通过“战狼”战队的层层考验，并在与队长龙小云的交锋与相处中萌生了情愫，其“桀骜不驯”的“痞”性也逐渐融进“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战狼精神之中；第三层叙事，毒枭敏豋为替弟弟武吉报仇而雇佣外国雇佣兵侵入我国境内对冷锋实施绝杀，冷锋和“战狼”队友与入侵的外国雇佣兵在枪林弹雨中展开殊死对决，最终将复仇者就地正法，将入侵者赶出国境。三个层次的叙事环环相扣、分层递进、螺旋式交织发展，从“小我”到“大我”汇聚成爱国英雄和国家力量与犯我中华者的斗争，实现了个人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完美融合。

电影《长津湖》以长津湖战役为故事的核心叙事轴，讲述了志愿军战士伍爱国等人在爱国主义精神和英勇献身精神的强烈感召下，奔赴战场保家卫国的感人故事。片中梅生那句“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了，我们的后代就不用再打了！”与平河那句“这一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的话，与国家领袖毛泽东“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之语在精神要义上遥相呼应，成为“保家”的个人命运与“卫国”的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直接体现。

回归人性维度和生命范畴的英雄形象塑造与刻画

英雄是国家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代表，英雄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银幕英雄人物是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在精神上的凝结、浓缩、升华和表征，讲述英雄故事、塑造英雄形象、培育英雄精神、弘扬英雄主义是主流影像叙事的永恒主题。《长津湖》、《湄公河行动》等新主流大片为契合观众对平凡英雄的心理认知，改变对英雄的过度包装和英雄符号化、模式化的塑造与刻画，把英雄重新拉回到“人”的叙事范畴，赋予英雄形象人性弱点和缺陷，聚焦能够引发大众情感认同的英雄人物和英雄群体，注重英雄人物价值结构、精神实质和人性力量的共建，将英雄超越世俗的远大理想和崇高价值与个人追求、个人价值、个人利益及个人情感有机结合，搭建起国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与观众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共鸣之桥，塑造出广受观众接纳与认同的平民化英雄形象。

电影《战狼》的主要人物冷锋在性格维度和价值传播上与以往的英雄人物形象有着明显区别，从精神维度上看，冷锋是特种部队军人，英勇顽强、热爱生命、性格刚烈、嫉恶如仇，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从人性维度上看，冷锋性格火爆，桀骜不驯，甚至违抗军令打死犯罪分子，是一个具有性格缺陷的“问题”军人，但他的这种随性而为、做事不计后果的“叛逆”性格特性让角色变得可信可爱，强化了观众与其精神维度的连接，激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电影《长津湖》将虚构的人物角色伍万里、“雷公”等人物角色建构进非虚构的战争史诗之中，通过指向亲情、友情、爱情等观照现实的人性情感空间，塑造出了多元化、多层次、多样态的典型人物形象，他们身上既闪耀着可感可敬、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光芒，又充满着可亲可爱、可圈可点的质朴生活气息。胡军饰演的“雷公”是一名超期服役的军人，更是七连的精神坐标，当他不顾个人安危清除敌人抛下的标识弹时，我们看到是英雄的果敢、英勇和不惧牺牲，而当他处于生命最后时刻说出“疼死我了，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时，他又从大义凛然、不惧牺牲的英雄变成了散发着生命光芒的普通人；还有他那句教育新兵伍万里“别逞能”的话，更是彰显出了他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电影《长津湖》凭借丰富的叙事语言、特殊的叙事技巧和出色的情感构建能力，塑造出了立体化、生活化、具象化的英雄群体人物，披着“圣衣”从神坛上走下来的“平凡化”英雄人物，消除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感，在宏大历史叙述、现实观照和期待视野中与观众达成身份认同和精神共振。

人民视角与青年接受角度下的创作表达和影像阐释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性”的根本性、本质性论述是理解包括新时代电影在内的新时代文艺“人民性”的关键所在，为新时代电影创作指明了新方向。

新主流大片在创作表达方面，精准把握“人民性”的内涵论述，将承载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性”贯穿在基于“人性”的人物塑写之中，在满足广大观众人文诉求与情感期许的基础上，赋予故事表达和情感表述更强的人本性特征。电影《万里归途》把叙事视角对准章宁、宗大伟、成朗等普通外交官，用撤侨这一具有国家使命的事件作为叙事动力和叙事线索，着重刻画这群普通人的个体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对准他们作为普通人面对重大困境时的恐惧、痛苦、犹豫和彷徨。影片大篇幅地展现了宗大伟和白婳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展示他们在使命和人性、国家和小家、集体与个体之间的挣扎、平衡、突围和选择，最终凭借强大的国家背书和自身的勇气、信念、忠诚、智慧与能力带领同胞走出危境。影片对人物生命状态和情感状态的关注，赋予了影片更为深刻的人本性表现。

电影本体和观众之间是互为根本、浑然一体的关系。电影理论家、美学家钟惦棐先生认为电影美学“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了这个，便丢掉了一切”。电影观众是电影的消费者与欣赏者,也是电影的“隐性”创作者，观众通过“观看”隐性地参与影片创作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电影创作方向。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发布的《2021中国电影观众调查报告》和猫眼用户画像显示，20-29岁的青年观众群体占比至少达50%，青年观众更看重影片的情节和故事，情节表现和故事内容已经成为年轻观众评判影片的首要标准。新主流大片在影像表达方面，充分尊重年轻观众的观影诉求和观影体验，在气氛营造、节奏把握、视觉呈现等方面创造出符合年轻人观影口味和观影习惯的美学效果。《战狼》融合动作、战争等多种元素，既复现了当代局部战役的精彩枪战场面，又将西式搏斗和中式武打精确糅合，呈现了具有现代感的中国美学风格和艺术特色。《红海行动》则将动作、军事、战争、警匪片等类型特征进行有机融合，以极具时代感的暴力美学与艺术表现，展现了中国军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使命担当。而作为国内科幻片的突破性电影《流浪地球》则搭建了梦幻空间站、太空航行、世界末日大灾难等具有东方美学的视觉奇观，为观众呈现了极具震撼力的视觉盛宴。

总之，新主流电影高度重视电影化叙事和情节构建，尊重人物塑造规律，运用新科技手段，选择类型化和商业化表达方式，用新的话语表达方式，将主流价值思想、商业创作元素和艺术审美特质兼容在电影叙事中，以易为大众认知、理解和接受的叙事逻辑回应大众情感，以契合观众认知和心理诉求的方式展开叙事，赢得了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市场回报。应该说，新主流大片的成功，是主旋律电影在新时代的成功转型和不断创新，是中国电影整体产业化、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对时代趋势和受众观影趋向的准确把握，是年轻观众对国家认同感增强、对国家未来充满信心的表现，与国家经济发展、生活安定、社会繁荣密不可分。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和艺术创作的不断深入，电影创作者必将为观众呈现更多有故事内核、有启迪价值、有人物品格、有情感温度的优质影片，最终在商业化的叙事策略中满足国家意志与观众情感的双重需求，在历史性和个体性的集合阐述中达成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

（陈中国，北京电影学院教务处副处长、二级编剧；梁月芳，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科学艺术中心职员，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