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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暌违七年，程耳带着他的新作《无名》进军一年中厮杀最激烈的“春节档”，面对短视频和直播带货对电影行业的淘洗，程耳毅然跃身进宣发大潮，带着主创团队马不停蹄地参加发布会、线上直播、首映活动。见到主持人时，程耳轻声问了一句：“今天上链接吗？”
“上链接”这个词是程耳在《无名》的售卖直播间学会的，“3、2、1，开拍”，《无名》的预售票房便有了最直观地跃升，程耳觉得来得直接，很是新鲜。
提到程耳导演，便绕不开他七年前执导的《罗曼蒂克消亡史》，这部在当年上映时“无人问津”的电影最终收获票房1.22亿，不抵《无名》的预售票房成绩。
未曾想，七年来，《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口碑评分却越来越高，程耳逐渐进入主流观众视野。
王传君在采访时说：“《罗曼蒂克消亡史》像是一坛好酒，越放越香。”程耳赶忙打断，“《无名》不用，《无名》开盖即饮。”
《罗曼蒂克消亡史》之后，程耳意识到宣传方案需更贴近观众的口味喜好，他接连在宣发上造势，用“超级商业大片”、“爽片”去定义《无名》，“他们一直都说我过于文艺，那我就开开玩笑”，面对《无名》超3亿的制作成本，程耳对于票房和口碑发生错位这件事感到诚惶诚恐，他希望当下就看到回报。
◎ 《无名》，是部“爽片”
《中国电影报》：《无名》有一个标签是谍战片，您认同这样的分类吗？
程耳：我理解真正的标准意义上的谍战片，它就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出现了巨大的危机，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危机，这类影片好像是谍战片。谍战片相对是一个比较窄的门类。当然我觉得这么去概括《无名》也无妨。
但我自己内心觉得它可能比所谓的谍战更加宽泛一点，它是那个年代的史诗，是一曲挽歌，或者是哀歌一曲，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电影的基调是沉闷的。
我觉得我们不是那么浅薄的，或者说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所谓极端剧情的电影，我们还是试图在一个精彩好看的故事里，融入更多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悟。
《中国电影报》：《罗曼蒂克消亡史》被认为是一部“有观影门槛的电影”，一些观众表示“看不懂”。您会担心，观众看不懂《无名》吗？
程耳：不会。
其实，我也不认为《罗曼蒂克消亡史》有观影门槛。《无名》这次会更简单，它的整个叙事以及故事是非常单纯的，大家看完电影会知道，你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把这个故事概括出来。
它最大的优势在于结尾逐渐走向“爽片”的过程，真的是非常酣畅，它没有解读的困难，没有解读的障碍。这一次即便有不一样的叙事结构，也是非常易读的，不会再次让大家看不懂。
《中国电影报》：在您看来，《无名》在哪些地方超越了《罗曼蒂克消亡史》？
程耳：我们之前可能给大家的认同感不够，还是文艺了一点，但这次真的很商业。
《无名》是一部超级商业片，它非常爽，也非常好看，当然它表达了沉重的历史，但同时它有非常幽默的段落。在传统商业性上，《无名》确实做出了某种突破，一定会让大家耳目一新。
另外，我作为导演最大的感受是，这次是我完成度最好的一次。通过之前的合作，或者之前的交流，我们整个剧组每一个工作人员，包括摄影师、美术、造型指导，甚至整个剧组的方方面面，我觉得我们磨合到了一个最好的程度，电影的完成度非常高。
《中国电影报》：您如何看待电影的票房成绩和作者性的自我表达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程耳：尊重票房作为电影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反对把票房视为一切。我渴望在二者之中找到一种平衡。愉悦观众，表达自我，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 反复被问到“为什么选王一博？”
《中国电影报》：我们在《无名》中，看到了梁朝伟的身影，您是如何说服他加入的？
程耳：过程其实也很简单。作为华语导演，甚至于说在亚洲拍电影，能够跟梁先生合作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们也很快就接洽到嘉玲姐，嘉玲姐说，“那好，你拿个剧本。”我发了剧本给她，非常巧的是，梁先生那会正好在香港，他在家看了剧本，感觉还不错，就想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电影。
正好英皇是《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投资方之一，所以英皇影院有《罗曼蒂克消亡史》现成的拷贝，梁先生在香港英皇影院看了一场，就跟我通了一个电话，说我们还是尽量能够一起拍一部戏，他很喜欢《罗曼蒂克消亡史》，很快就促成了。
《中国电影报》：有人说梁朝伟是一个“符号感”很强的演员，您怎么看？
程耳：我不认为梁先生有特别强烈的“符号感”，他每一次都不太一样，每一次都有非常独特、丰富的一面。
具体到《无名》的创作，他这个人物身上承载了更多的历史感，我们着力通过他这个人物去梳理那一段历史，所以他常常是跳脱了一个非常既定的，或者非常限制性的戏剧矛盾冲突的人物，他像是站在一个特别高的视点总结这一切，安排这一切。
从完成的角度，这一次梁先生的年龄感是最饱满的，他是一个更帅、更加魅力四射的形象。既饱满，又深邃。我觉得他的状态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年龄感。
《中国电影报》：与梁朝伟合作，感觉如何？
程耳：梁先生给整个剧组每一个人带来的感觉是如沐春风。他就像一个天使，对所有人微笑，咧开嘴微笑。每拍一条之前，他都会跟执行导演、摄影师，点头致意，意思说我OK了，你们拍吧，就是如沐春风。
《中国电影报》：据说，王一博在您心中是叶秘的不二人选？
程耳：大家反复在谈论：当初为什么选择王一博? 看完片子，大家可能会认同我说的。他确实就是造型做一下，衣服换一下，就像是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他的优雅、力量感，以及他偶尔展现的一点点脆弱，他就是那个时期的人，就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上海。包括大鹏、传君也一样，非常优雅、沉稳，好像内心有千钧之力，表现出来风轻云淡。
《中国电影报》：您对他最终的表现满意吗？
程耳：一博在现场的工作状态，如果我不说，大家都很难想象。他非常谦逊，也非常敬业，有足够的耐心。
拍摄现场导演是要完全投入到拍戏中，很多额外的东西都是干扰，一博在这一点上，确实做到了不仅让我，而且是让剧组其他工作人员都觉得特别舒服，他太有礼貌了，太谦逊了。
就因为他谦谦君子的这种面貌，让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如何去把电影拍得更好，人物塑造得更好，所以特别感谢一博。
◎ 摩登上海的民国往事
《中国电影报》：《无名》和《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故事都发生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两部影片中，都用到了上海方言，您不是上海人，为何会对上海文化情有独钟？
程耳：我从1999年到2008年一直在上海生活。我从电影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所以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很长时间。
对于民国的这些认知，更多的是来自于阅读，当你试图去了解分析整个民国历史的时候，上海这个城市是你无法忽略的，这段历史大量的篇幅都在上海。
所以一方面是我在上海的生活经验，一方面是源于我阅读得到的认知，确实有一种个人的情意。
《中国电影报》：除了上海话，电影中还广东话、普通话、日语等，怎么会在一部电影中用了这么多种方言、语言？
程耳：方言是一个城市的魂魄，是我们不应该去放弃的东西。《无名》里面有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日语，我们尽可能地让戏中人都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去说话，因为生活中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无论去到世界任何角落，最忘不掉的，还是我们的方言，我们内心的那一份乡愁。
《中国电影报》：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有它独特的气质在，您希望《无名》传达出怎样的气质？
程耳：其实优秀的电影都基于一个非常独特的城市。大家不妨回忆一下，我们自己内心钟爱的那些电影，它都得益于一座非常独特、活力四射的城市，无论它是纽约、上海、北京，或是任何地方。
我觉得城市环境和你的人物以及最终呈现给大家的电影，这中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重点在于我们需要把人物、叙事，真正地渗透到这座城市以及这个环境中去。
◎ 观众不应该被低估
《中国电影报》：您对电影声画的严格要求近乎偏执，大家都说您有强迫症，您同意吗？
程耳：当然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强迫症，但对于我来说，更多是一种本能。
我们希望让画面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享受，无论是服装、造型、食物，还是每一次剧情的编织，每一次埋的伏笔，它最终会融汇到电影这样一个完整的产品中去，愉悦到大家，让每一个不同的观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都能获得专属于自己的愉悦。
《中国电影报》：电影里，王一博饰演的叶秘有许多条不同样式的领带，这一细节的处理，有何用意？
程耳：我们确实用了一些笔墨去描述。有一场戏中王一博特意换了一条领带，但至于他为什么换这条领带，我觉得大家自己可以去发现，去理解。
《中国电影报》：预告片中有许多偷窥视角，究竟是谁在偷窥？
程耳：这个问题其实跟刚才说到的领带是相似的，其实无论是我们的每一条领带、每一顿饭，还是每一个镜头，如果它看起来像是偷窥的视觉，一定是有文章的。当然它也没有那么难以解读，大家只要安安静静地看下去，最后都会有非常酣畅的解谜般的体验。
《中国电影报》：《无名》的拍摄有留下什么遗憾吗？
程耳：对我来说，留下的遗憾其实非常少，我们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