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教育厅等单位联合摄制，贵州知行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征程之星火》，即将与观众见面。

大家一定会感到惊异，一个贵州毕节出生的毛头小子，没有读过大学，却经过自己多年对党史的学习研究，成长为贵州省中共党史学会的理事，由他担任编剧和出品人的表现贵州省毕节籍青年革命家林青英雄事迹的传记电影《征程之星火》，不仅成功拍摄，还在北京让众多专家观摩研讨，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持之以恒推进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让正确党史观更深入、更广泛地树立起来，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

全景纵览 毕节视角

影片的片头，可以看作是影片讲述故事的“序章”，在推出片名前，我们看到了历史座标的纵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件。1931年上海，林青等五位进步青年入党宣誓。

时间的纵轴一下推到了1935年7月，国民党毕节特派员陈悌庐（又名陈资平）指挥便衣警察、特务四处搜察抓捕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地下党员刘茂龙去交通站裁缝铺冒死传递信号，被敌人逮捕入狱；地下党员李策看到“信号”，火速跑去报告。林青得知后非但没有逃避，反而昂首走向特派员会客厅。陈悌庐先是以恭维其“书画双绝”求其墨宝，后又以高官厚禄、许诺林青去日本留学为条件诱降，均被林青凛然痛斥。

从林青真实的历史来看，他原名李远方，又名李肃如，1911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岁到一商号当学徒，15岁时因不堪老板虐待逃到重庆，此后考入西南美术专科学校。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道路。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林青坚定信念、历经艰险辗转赶到遵义，在遵义找到了昔日“狱友”——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中央纵队秘书长吴亮平，经引见，林青向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李维汉（罗迈）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李维汉代表党中央充分肯定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并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省工委书记，同时兼任遵义县委书记。贵州省工委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党组织。不久，贵州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工作搞到敌人的军用地图和密电码本，交给了中央特派员潘汉年，为红军长征做出了贡献。同时，林青又将从遵义带回的红军战报秘密传阅，并利用刊物宣传红军、宣传抗日。

1935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属调查科利用一名叛变分子（剧中陈悌庐），大肆破坏中共党组织在贵州的革命活动。因叛徒出卖，同年7月19日，林青不幸被捕。敌人得知抓捕到贵州省工委书记后，威逼利诱不成后又对他施以酷刑，妄图从林青口中获取重要情报，一网打尽整个贵州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折磨，林青始终谨记入党宣誓时那句“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地向敌人展示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的信仰、甘愿为党的事业献身的革命气节。国民党当局无计可施，判处林青、刘雪苇（剧中刘茂龙）死刑。在狱中，林青曾有一次逃狱的机会，但他却以党组织领导人的身份命令刘雪苇越狱，把生的希望留给了革命战友。

1935年9月11日敌人将林青押赴刑场。行刑前，林青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高唱《国际歌》，大义凛然，从容面对死亡。牺牲时年仅24岁。

编剧赵伟作为毕节人，他选取林青作为传主，必然会以毕节人的视角予以审美观照，同时又将主人公放置在宏阔的历史漩涡里，在典型的历史时空中，塑造典型的英雄性格。这样的叙事策略，不仅满足了他作为一个毕节人要为家乡毕节做事的个人心理，同时也暗合了他作为一个“草根党史专家”所具备的符合党史规律的历史表达，可以说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一切取舍以历史核心事件为准，以核心人物形象塑造、性格逻辑为准，再辅以讲好电影故事的各种艺术手段。作为这部影片的出品人、制作人，赵伟功不可没，在投入资金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科学配置各种资源，合理调度主创团队，实现了影片整体性高质量的完成度。

诗意呈现历史本质

和精神向度的“双重叙事”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在《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英文版正式出版时，于《光明日报》撰文中指出：“透过这种全景式的、大跨度的事迹与精神的‘双重叙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彰显得更加完整、更为清晰，读后也更能感悟到正是有一大批革命烈士视死如归、一大批英雄人物顽强奋斗、一大批先进模范忘我奉献，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生机、才能始终拥有奋发前行的不竭动力。”

如何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故事，塑造历史上作出杰出贡献、壮烈牺牲的中国共产党员英雄形象、特殊性格，曲青山总结出一条规律：“全景式、大跨度的事迹与精神的‘双重叙事’。”而诗意的呈现历史本质和精神向度的“双重叙事”，则是以影视剧创作为代表的视听艺术的美学遵循。

“套层结构”是《征程之星火》的主要叙事方式，影片要在96分钟的时间长度中，集中讲述林青从1935年7月19日被捕入狱，至1935年9月11日英勇就义止，不足两个月的时间。无疑狱中斗争生活已无多少故事可挖，编导巧妙运用“套层结构”展开“双重叙事”，以林青狱中遍体鳞伤，在监牢地铺上与狱友刘茂龙交流、回忆一生中最爱的几个人和最难忘的几件事……，以闪回场景依次呈现，为观众描述了林青短暂而伟大的一生，从中呈现和揭示出林青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贵州省早期领导人的伟大人格魅力和崇高精神境界。

庆祝建党百年的电影《革命者》，也是运用了“套层结构”的“双重叙事”。影片编导匠心独运，用李大钊牺牲前38小时的时空限定，一反常规人物传记影片线性表现手法，用多个主观视角平行并联叙事结构、以蒙太奇电影手法将多种不同视角下的回忆片段统领在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网格中。这种叙事结构的优势是，在特定艺术语境下，主人公于行刑前38小时的心理活动应该是异常复杂、丰富、浪漫而多彩的。在38小时的特定时空中，由此而引出的任何心理活动、人物回忆、场景回忆、情感回忆都是符合艺术逻辑和生活逻辑的。而影片编导按照历史逻辑选择的回忆片断不仅可以纵横捭阖，而且又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在观影中，当我们发现、领悟、习惯了编导的这种叙事策略和叙述结构之后，便会瞬间觉出这种“形散神聚”的散文诗化表现方式的高妙奇绝。

通过上述两部表现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历史英雄的传记影片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它们的异同点，尽管都运用了“套层结构”“双重叙事”手法，但是，《革命者》侧重于“散文诗化”、“形散神聚的的表现方式，而《征程之星火》则呈现出“诗意风格化”展现的审美风格。究其原因，一是主人公林青多才多艺，不仅“书画双绝”，而且具有诗人情怀，生前创作了大量诗词，“诗言志、歌咏言”，每当生离死别、动情之处都有诗作产生，影片中也有多处情节展示；二是编剧赵伟也有自己的诗意人生，影片中的几段民歌以及片尾主题歌词也是他的创作；三是贵州自然风光旖旎，毕节山水风景怡然，为这里的生灵赋予了诗情与画意。因此，诗情画意成为这部影片的一大艺术特色。我们之所以欣赏这部“红色诗史”电影，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美学原因，这就是“诗意的呈现历史本质和精神向度”。

这部影片的编剧、出品人赵伟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贵州人。他曾不止一次的向我讲述过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省的众多可歌可泣斗争故事，他在高中毕业之后，和几个同乡同学一起闯深圳，挣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结识了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他在红军故事、先辈精神、红色基因的影响下，注册了知行影视文化传播公司，自己投资数千万拍摄了电影《征程之星火》，还正在拍摄纪录片《乌江》，他根据自己的青春经历正在创作一部励志文学作品，也准备拍成影视作品。今天，赵伟奉献给我们的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力量，看到了党史的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力量，愿我们心弛神往的多彩贵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浸润下更加多彩！

（作者系河北省影视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影视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河北传媒学院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