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归途》由凭借平民喜剧《无名之辈》（饶晓志，2018）获得普遍认同的新生代导演饶晓志执导，饶晓志在影片中沿用了《无名之辈》的多视角交错展开宏大叙事，通过不同生活环境中多名角色的视角交互讲述了几名中国外交官在异国险境中为保护海外同胞的安全与多方势力勇敢斡旋的故事，以简单却直接有效的叙事方式完成了中国关于保护国民安全、肩负大国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宏大叙事的主题，其融合叙事方法尤其创新具有典范作用。

一、深刻的人本性和人文主义立场

作为一部以讲述中国外交官撤侨行动为叙事重点的影片，《万里归途》以深刻的人本性和人文主义立场将不同生活环境中具有相反理念的角色引入同一条叙事线索中，以较重的篇幅关注了努比亚局势应急小组中几位外交官等的心理和情感状态，在表现外交官们坚定使命感和重大责任感的同时，以深刻的人本主义思想关注他们作为普通人经历的困顿、磨难以及内心的痛苦，从而有效地与观众达成了共情。

《万里归途》中的人物形象鲜明，宗大伟这个角色就有着深厚的人性内涵。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但同时也有着不可避免的缺点和内心的矛盾。例如，他在工作中面临压力和困难时，会通过抽烟、喝酒等方式缓解压力。他也会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挑战，但是他始终不放弃，坚持完成自己的任务。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人性中的一种积极品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毅力”“坚韧”等品质的体现。伴随着宗大伟一行人行动的推进和努比亚不断的战乱升级，叙事线索也不断分岔，画面在努比亚首都的大使馆和领事保护中心、前往石油重镇的成朗一行人、铁道边的宗大伟与白婳、北京的宗大伟家等很多场景中反复切换。其次，电影中的人物形象也表达了对家庭、生活和生命的珍视。宗大伟和他妻子之间的感情线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在分别的时候，通过电话互相表达了对家庭的思念和牵挂。这种对家庭的深深眷恋，是每个人都有的情感，也是人性中最为基本和重要的部分。宗大伟身为外交官的使命意识逐渐压倒了他个人的烦恼，宗大伟的妻子也还是通过电视上的新闻报道看到了身处努比亚战区的丈夫，明白了他肩负的使命。这些原本具有不同想法和问题的生命个体在困难面前汇聚力量、万众一心，心理状态完成了真实可信的变化。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万里归途》中蕴含了深刻的人本性和人文主义立场，通过真实而深刻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情感的表达和对生命的尊重，展现了人性的光辉和伟大。

二、对照互补的角色关系

《万里归途》中可以看到很多组形成观照关系的角色，每一组关系都使其中形象的人物弧光在镜像对照中更为明显，让观众在不同角色的对比中感受个性冲突或互补中的改变或升华。首先是宗大伟夫妇与章宁夫妇。宗大伟由于难以从家庭与工作的两难中解脱出来而揶揄章宁让白婳跟他一起来到北非是为了升职，指责他为了个人升迁而不顾妻子安全，实则是对自己在家庭与工作中的双重失职烦恼；在章宁因为一场意外殉职后，原本态度消极的宗大伟在第一时间承担起了章宁救助同胞的责任，并自觉保护着章宁的妻子和养女。这份将自己“等同”于他人的认同超越了工作上的职责，显现出源于角色认同的精神动力。章宁的妻子白婳也迅速适应了这个新的“同事”与“家人”，两人在撤侨中发挥默契，成为新的共同体。

其次是宗大伟与努比亚边境官，两人同样是心系祖国的外交人员，从最开始的互不对付到最后惺惺相惜的过程中充满各种矛盾冲突、言语纠葛间也展现出两人性格中的相似之处。在两人握手和解的一刻，影片成功呈现出两个情感复杂、性格立体，为国家鞠躬尽瘁但有着人物弧光的形象。最后是宗大伟与成朗两位外交官形象，成朗初入职场，天真热情，对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尊重；宗大伟则在多年磨砺中变得成熟世故，有着深厚的人际关系和谈判技巧，能够在复杂的外交事件中保持冷静、果断和机智对工作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宗大伟和成朗在性格上也形成了对照互补的关系。宗大伟虽然在外交场合上游刃有余，但在个人生活中却有着一些不拘小节的毛病，比如喜欢抽烟、喝酒等。而成朗则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的人，他对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和规划。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使得两人在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过程中，得到了彼此的启发和影响。两人在经验和为人处世方式上的差异，形成了对照互补的角色关系，共同完成了一次充满挑战的撤侨行动。满腔朝气与理想的成朗实际上构成了宗大伟的年轻化镜像，代表了他性格中理想化的一面，因此宗大伟在遇到困难时也会充分信任这位年轻的搭档。

宗大伟的妻子在国内工作，两人聚少离多，但感情深厚。而成朗则没有宗大伟那样的家庭背景和情感经历，他在电影中更多地是以一个年轻人的身份出现，对于自己的情感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种情感上的差异，使得两人在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过程中，得到了彼此的关心和照顾。

三、多重叙事与叙事母题的统归

作为电影中重要的叙事装置之一，《万里归途》中的“回家”或“归乡”母题与其他强大的电影装置共同作用，达到了突出故事中心思想、增强电影在全世界传播的作用效果。尽管《万里归途》围绕中国人的归乡故事展开，但导演和编剧却着重刻画了另一位小女孩的形象和故事。在“万里归途”上，小女孩吟诵的童话“人们紧紧搀扶着，凝望漆黑的海面”仿佛众人命运的书写者与见证者，在话语系统中发挥出“引导性代码”的作用，是故事与观众之间的必要的中介物。故事中“不可见的叙述者”的想法与观念经由这位“可见的叙述者”得到表述，“回家”的故事穿过努米亚无边的火焰与黑夜，飘散在黄沙大漠中。通过多重叙事与叙事母题的统归，展现了故事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例如，在宗大伟和严秋的故事中，不仅涉及了家庭、爱情、友情等多个主题，也涉及了国家利益和外交问题等更加宏大的主题。这些主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得故事更加深刻和丰富。片尾处，平安完成撤侨任务的大伟回到北京，在除夕的鞭炮声中真正体会到和平的珍贵——这一利用声音相似性达成的心理蒙太奇很好地诠释了先有国才有家的意义，完成了价值观念与叙事线索的收束；随后温馨的夫妻理解场景也再次验证了本片多线索、多角度展现多人心理状态的必要性，在主旋律的书写中展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和讲好了“中国故事”的“中国”表达。

《万里归途》真正在差异性的融合修辞手法中充分利用了人文主义立场、对照互补的角色及富于变化的故事线索形成的叙事交流系统，展现出了中国外交官在工作中展现出的强大的责任心，以及高效的组织手段，以及侨民、外交官家属等不同角色的情感状态，完成了一次有效的中国故事讲述。

（作者系山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