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形容《志愿军：雄兵出击》是“从影40年最为艰苦的创作”，可能对于观众而言，这部影片也是今年国庆档最难预估的选择。抗美援朝题材是近年影视剧创作的热点，《跨过鸭绿江》、《能文能武李延年》、《狙击手》等优秀作品从不同维度讲述了这场战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而陈凯歌联合林超贤、徐克执导的《长津湖》更创造了中国电影票房的新纪录。面对同样的题材，观众的“挑剔“之处就在于，被誉为“第五代”导演中最具精英意识和文人情怀的陈凯歌，能否把主旋律的战争故事讲出新意。

《志愿军》让人印象深刻的观感首先在于战争视野的宏大。从决策出兵的领袖到冲锋陷阵的士兵，从冰天雪地的苏俄到春暖花开的北京，从枪林弹雨的战场到义正词严的联大会场，故事涉及众多的场景和人物，恰如影片宣传中所定性的，是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全景式展现。无疑《长津湖》也有着近似的宏大视野，但它的叙事偏重于战斗“如何打”，而《志愿军》着力于表现“为什么打”。它艺术性地再现了历史决策时刻的两难，朝鲜内战爆发，归国的军工专家用数据证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根本不是美军的对手；但放任不管，国家就无从建设与发展，如同影片中毛泽东的诘问，“今天扔到东北的炸弹难道明天就不会扔到北京？”

电影叙事中的两难之选，几乎是有艺术追求的影片不可或缺的手法，只有在这种选择中，才会显露出角色真正的性格。毛泽东的选择凸现着领袖的性格，而一个民族的选择则张扬着民族的性格。《志愿军》中类似的妙笔并不鲜见，对志愿军司令彭德怀是敌情不明时大军要不要过江的迟疑，他的选择让我们看到横刀立马的大将风范；对38军军长梁兴初是完成穿插任务和减少战士伤亡之间的犹豫，悍不畏死的铁血虎将也有着人道的柔软。可以说相较于某些主旋律影片中扁平化的人物塑造，《志愿军》刻画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而这些有性格的人，也打出了有性格的战斗。

回到“为什么打”上，这是所有战斗发生的前提。陈凯歌花了相当的篇幅在阐释这个问题，如同电影剧作中最基础的建置部分要为叙事的推进提供足够动力，“为什么打”确立起了这场战争情理上的道德性和法理上的正当性，它让那些惨烈残酷的战争场景有了内在的意义，战士们的前赴后继有了正义的道德内核，那些死亡才成为了牺牲，那种血性才成为了阳刚。《志愿军》是三部系列片中的第一部，它在叙事结构上的扎实，不仅为后续两部影片支撑起了叙事的空间，也让这部重写“立国之战”的电影一扫之前某些作品中将战争奇观化、浪漫化的叙事浮夸，有了崇高与悲壮交织的大片气韵。

另一层意义的宏大在于影片的历史视野，它把朝鲜战争置放在二战之后美苏争霸的国际环境之中，而不只是简单的两军对垒。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是毛泽东访苏归来的专列行驶在严冬的雪野，寒冷阴郁的画面暗示着险恶的国际政治环境，道路前方依稀可见的阑珊灯火，象征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穿过黑暗才能抵达光明。有一定历史常识的观众都知道朝鲜战争爆发的国际政治成因。松骨峰战斗与伍修权在联合国发言的平行蒙太奇段落，从情节上是文与武两个战场上斗争的共时性再现，而在社会文化层面则是战争观的表达，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的得失也以战场的胜负为依据。这两场斗争的实质都是改写规则，以“上下同欲者胜”改写火力强大者胜的战争规则，以“到县衙门控告县太爷”改写霸权和强权的规则，而今天“贸易战”“芯片战”等没有硝烟的战争其实仍在继续，这样的表达应该能和当下的观众达成广泛的共鸣。

需要指出的是，在类似的题材的宏大叙事中，如何讲清楚纷繁复杂的战争，如何有条理地展示战争中的人物群像，对导演的叙事功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论者批评《长津湖》中毛岸英牺牲、杨根思舍身炸敌、冰雕连等情节，没有被巧妙地嵌入到叙事链中，与主线分离，导致影片从结构上“有佳句而无佳章”。《志愿军》以“秘书/参谋视点”巧妙缝合了叙事，避免了突兀的跳转，借由毛泽东秘书叶子龙的视点，观众参与/见证了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的过程；通过志愿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李默尹的战场经历，观众也参与/亲历了影片中的三场战斗。影片中除开一些抒情性和交代性的镜头，其他的镜头调度都有着严格的视点依据。依托于叙事和用镜的技巧，影片让观众有着强大的“临场感”。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让历史成为了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

作为战争片中最重要的战争场景，《志愿军》也表现得可圈可点，在以实景拍摄和严格的服化道要求保证画面真实感的基础上，三场战斗表现得各有特点。入朝首战两水洞战斗是伏击战，师长邓岳粗犷豪迈，求战心切的志愿军歼灭懵懂开进的韩军，不明底细的双方混战有着一股乱劲；三所里战斗是二次战役能够成功的关键，师长江潮固执多谋，偷渡大同江和奔袭三所里的战斗突出了“智”；三连固守松骨峰是阻击战，突出了基层指战员之间的兄弟之情和袍泽之义，整场战斗的气氛表现为英勇惨烈，这场战斗也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而家喻户晓。

情感的细节和战争的细节一样，是《志愿军》突出表现的重点。毛泽东与毛岸英的父子之情、李默尹与李晓之间的父女牵挂、新兵杨三弟对排长之死的懊悔愧疚和他在毛岸英身上获得的温暖与激励等交织构成了这部影片的情感谱系。这些常人的情感质朴动人，在与观众共情之外，也因外影片分集的关系，没有形成叙事的闭合，比如杨三弟会如何成长为英雄？片尾彩蛋中李晓与哥哥李想的战场重逢等命运和情感的悬念，形成了对《志愿军2》强大的观影期待。

《志愿军》可以称为是一部故事好看、艺术精良的战争史诗片。它描写了这场70多年前的战争，更书写了战争中的国与家。或许陈凯歌所说的艰苦，在创作上精益求精的执着之中，也包含着再次转型的追求和努力。《志愿军》中看得到他的文化底蕴和导演功力，却隐去了精英姿态和玄幻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性的消失，正如学者贾磊磊所评价的，“陈凯歌的电影是关于命运的电影。确切地说，是关于个人命运的电影，也是关于民族、国家、文化命运的电影”。这份以战争史诗写家国命运的匠心，无疑值得我们的尊重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