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应该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的一个重要年份，因为这一年历史巨片《孙中山》拍成了。导演是丁荫楠。这部影片在1986年末和1987年初，获得百花奖和金鸡奖最佳影片，电影的8个部门（导演、编剧、美术、剪辑、摄影、服装等）都获得最佳奖。据说是金鸡奖设奖以来，历届获奖影片中获奖项目最多的影片。

我看了珠影厂的厂史片段，可见对于这部影片的拍摄极其重视，厂史几乎是事无巨细地将拍摄过程进行了记录：1985年1月8日，厂决定成立《孙中山》大型故事片筹备组，收集孙中山史料，编写剧本；同年秋天，孙中山孙女孙穗芳来厂访问；1986年4月22日，公司举行记者招待会，看样片，记者们纷纷赞扬影片气势磅礴，是气贯长虹的大制作；9月2日到24日，剧组到日本取景拍摄；11月12日，全国各大城市上演《孙中山》，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

本片片长超过当时院线影片的一般长度，以前的网络资源画质很差，看起来十分令人疲倦。12月16日，雪后的北京温度据说本年度最低，笔者在亮马桥的四季经典影院观看了一个300GB大小的《孙中山》，并和丁荫楠导演做了映后对话。距离此片首映已经36年，丁荫楠导演谦虚地说片子已经过时了，但今日观看此片，仍觉得很有探索性和先锋性，而且也有着较高的观影门槛。

这部影片饱含着80年代的文化精神，其形式趣味和思想内涵可以在当时的电影氛围中一一解码。影片一开始，背景为战火的孙中山缓缓转身，面对银幕，眼睛直视镜头，电影人物盯着观众达半分钟之久。而接下来的镜头是一组苦难的脸庞的特写。无调性的具有强烈冲突性的配乐，也很突出地映衬着画面。这部电影的配乐很有现代感，在金鸡奖上获得最佳音乐奖。

影片的造型意识很强烈，这是影片给予我的第一印象。另外影片是带着旁白开始的，导演的叙事口吻介入了画面，他说，历史是真实而具体的，但是在我的眼睛里，他只是一个朦胧的幻觉，是人们凭借着想象和感觉所引发出来的激情……这样的新历史主义的叙事自觉令人莞尔，令人怀念文化上激进而可爱的八十年代。

然后，随着叙事的深入，能感觉到影片强烈的去戏剧化的诉求，这也是十分契合80年代电影界的文化精神的。今天看这部影片，最大的轮廓性的感受就是它是对于历史叙事的片段化组接，其去因果去戏剧性的风格似乎十分贴合巴赞写实主义的电影理想。其实看1992年丁荫楠导演的《周恩来》也是这样的感受。那是一种全然不一样的观影经验。我对于这样的叙事组织的理解是，这一方式来自于八十年代的去因果去戏剧化的现代电影思潮，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要求历史真实的传记片本身的要求。其实我们看很多国外的传记片，也都有这样的感受，有碎片连接的感觉。

丁荫楠导演肯定了去戏剧性的解释，也认同笔者对于传记片的理解，他说他拍摄这样的传记片的要求则是“不求全、不作传”，他认为我们对于人物的印象本身就是碎片的。这样的总结和创作意识的提炼都很让人赞叹。

但是这样的叙事方法，让《孙中山》在观众接受上具有了一定的难度。我看到网络上有人称这部影片是“闷片之最”，是“救国的流水账”。若粗略浏览这部影片，产生这样的感觉是很自然的。但这样的观看忽略掉了需要认真体味才能感受到电影韵味。从结构上来说，影片的确是罗列了孙中山从一场革命失败到另外一场革命失败的事件，但是每个段落、每场戏之间仍然有细微的差别，失败和事件的罗列最后累积出孙中山先生悲剧的一生，而这样的悲剧性又好似人生本体的寓言，所以它提供了让观众升华的观影空间。

而一个事件和另外一个事件的缝缀并非流水账，而是如同一篇书法，字字独立而意气相连，是一个连贯的整体。而其中的层次感，则需要另文详加说明。导演也在多处说过这部影片其实是以人物的心理为线索的。如果你不能体会这一点，而又对那段历史和人物没有足够的激情，这部影片就无法和你建立起亲切的关系。

另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值得说明，就是它的摄影追求，感觉非常“第五代”。我问：80年代初“第四代”登场，但三两年后他们的学生辈迅速崛起，当时人们以“第五代”为先锋而打压“第四代”，“第四代”又主动领会“第五代”的美学革命，甚至模仿。这部影片的“第五代”美学气息，是不是也与此相关？

丁荫楠导演否认了这一点，认为他的影片主要受苏联电影美学和《甘地传》等影片的影响。而丁荫楠的儿子丁震导演恰好在场，他补充说这部影片的摄影之一就是“第五代”摄影师侯咏。

这也就解释了这部影片摄影特色的来源。片中大量战争场面的形式感很强烈，而且比较仪式化、写意化。关于战争中的杀戮和打斗，大多搁置在全景和远景中，这部影片没有让人充分沉浸在国人的自相残杀里，而是有一种自觉的疏离感，仿佛可以看出导演面对历史的悠远心境。但这样看起来也许颇为丧失了一部分感官的快乐。

这样的仪式化的整齐的战争场面，在以后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另外本片中有隆裕太后的戏，但只有声音，没有出现她的形象。《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老爷就是这样在场的。在中国电影进化的历史里，谁影响了谁，谁学习了谁，的确很难说清楚。

另外，本片的拍摄，曾经获得当时珠影厂孙长城厂长无条件的支持。可知在那样的制片厂体系下，导演创作要受到各方掣肘，但丁荫楠导演获得可以自由拍摄的许可，成全了这部非同寻常的作者性很强的电影，甚至让我觉得这部影片也可归为探索片甚至实验片的范畴。据说导演曾要求试拍一场广州起义的戏，以锻炼创作团队的大片感，5分钟的戏需要500尺胶片，但厂长说，我给你一万尺胶片做实验。在当时的创作体制下，好影片的产生端的依赖于各式各样的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