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队》突破了犯罪片以犯罪事件的侦破和对犯罪者的惩戒为核心的叙事范式，拓展了中国犯罪片对真实生活中丰富且非凡的警察故事进行银幕改写的类型范式，传递出直击人心的善之信念与绵延悠长的守望力量。

生成坚守力量：信念空间的建构

在原著故事《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中，作者深蓝提到不少领导和群众都曾向检察院请求对程兵等人从宽处罚。电影中省略了这一情节，影片并未交代公安局领导和受害人家属替程兵等人求情的往事，反而通过增设程兵为中风住院的师傅讨要工伤待遇碰壁与程兵出狱后在派出所得知受害者父母多年来的悲痛经历，强化着制度与法律的公正与严苛。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剧作创新和影像调度上的空间赋能策略。影片没有将程兵在服刑期间的遭遇作为他事业受挫的主要因素，看守所认识的大哥与朋友都为他出狱后继续寻找王二勇提供了帮助。真正阻碍程兵追捕犯罪嫌疑人的是他失去刑警身份后随之而来的行为与信息受限，以及嫌疑人王二勇狡猾躲避追捕的隐秘行踪。在三大队前队友们的协助下，程兵等人前往湖南、贵州、辽宁、云南、四川和广州等地收集王二勇线索，城市中的流浪与打工为他们提供着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也不同程度修复着他们因事业变故而留下的心结。大海捞针般的千里追凶与冷峻现实的生活变故才是阻碍程兵完成惩恶心愿的主要因素，程兵内心对善的呵护与珍视在一次次寻人失败中日渐衰弱，而一直逃亡在外的恶人/犯罪嫌疑人和藏匿在社会深处的恶行一次次挑战着程兵心中善的核心地位。表面上看，程兵出狱后在全国多省市搜寻王二勇信息并协助抓捕人贩子的经历构成了影片犯罪惩戒的主要事件；但作为犯罪类电影，真正彰显犯罪片特质的叙事元素是作为惩戒者的程兵等人在与具体的（犯罪嫌疑人王二勇）和抽象的（隐藏在平静生活背后的诸种恶行）罪恶抗争时，内心对善的坚守及其在影像上呈现出来的信念空间。

中国犯罪片多将叙事空间聚焦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和乡村之中，以场景的不同形态、空间结构、地域特质和文化记忆为核心，建构犯罪惩戒故事背后的伦理反思与社会隐喻。对空间叙事的倚重，也成就了中国犯罪片影像上的二元对立特质，城市与乡村、新居与旧宅、建设与拆除、动与静等对比鲜明的影像调度生成了犯罪片辨析善恶的重要空间坐标。《三大队》延续了上述类型特质，21世纪初的广东某县城（犯罪事件发生地）与程兵和队友所到城市（犯罪惩戒可能发生之地）皆为裹挟着浓郁市井风情和怀旧情结的空间。然而，影片中的夜宵摊、老厂房、宿舍楼和老社区等颇具21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之际新旧交替特质的建筑与景观，并非只是为了呈现恶的藏身之所与善的感召之场。传统意义上的犯罪片叙事空间已经从营造影像/视觉层面中的逼真感，跃升而至想象/精神层面的信念感。换言之，影片中不同地貌、气候和文化景观的城市与乡村空间不仅是程兵等人千里寻人故事的发生地，也是程兵等人从世俗生活中淬炼出善之信念的精神场域。流浪式的旅居生活，在影像与视觉上带给观众的是丰富广袤的祖国风光，但同时，也潜移默化的在观众心中开拓了对罪恶必严惩和真善必弘扬的信念空间。该精神场域的开拓，离不开影片对称且点到即止的场景调度策略。程兵和前队友们在前往长沙的列车上分配调查工作、在出租屋内汇总情报、在郊外合力抓捕人贩子并从警灯闪烁中的警车旁走出，诸如此类的调查行为与他们之前的刑警工作高度相似。在之后老队友纷纷离开程兵的过程中，出租屋、饺子店、沙滩旁和浅河滩上的那些原本意义重大的离别，都以一种渐强的节奏愈加呈现出简洁和干练的特质。如果说马振坤在火车站送别队友后幻听到的那一声对自己的称呼是影片在预告队友相继离开终将只剩程兵独自战斗的序曲，以及对兄弟情深意重伤离别的感叹，那么在程兵与蔡彬分别的浅河滩中，影片通过镜头远处率先游到河对岸的程兵背对蔡彬挥手告别的影像和还在河中央的蔡彬略显无力的呼喊声的叠加，宣告出程兵勇敢独行的魄力与他对蔡彬和其他队友们虽有万般不舍，但都藏在心头的内敛情感。在单镜头和单一场景中书写如此丰富的情节转向与情感波动，进一步突显了影片信念空间的功能和意义。

编织多维真实：类型范式的创新

《三大队》动人之处不仅与银幕上以程兵等人为代表的人民警察坚守善之信念，将保障人民安全放在个人得失之前，不遗余力千里追凶的故事相关；同样也与深蓝的非虚构故事中真实存在的拥有不寻常人生经历的警察密切相关。观众对程兵的多元想象丰富了影片的类型范式。从文学到电影，真实生活中的程兵原型与文学和电影中的艺术形象之间生成了情感张力。无数散落民间尚未被艺术化呈现的人民英雄警察故事，支撑着每一位知晓、相信并被这些惩恶扬善故事感动的人民的精神生活。或许与追问谁才是电影和原著故事中的程兵相比更重要的，是把握住电影所编织的多维真实背后，颇具穿透力的情感体验极其类型范式的创新。《三大队》的故事讲述和影像调度将还原现实追捕嫌疑人之困难以及社会转型中的生活质感，共同视为犯罪类型创作的重要标准。无论是美术部门对场景、服装和道具等视觉层面的设计，还是剧本中细到一个地名的称呼（如长沙市岳麓区被简化为台词中的“岳麓”）、不同方言的运用、突显地域性的食物、不同媒介（车内收音机广播中的音乐、餐馆内电视机中的春晚）显现/见证着的时间流逝，都向观众呈现出大跨度的影像空间转换与地道的地理人文风情。于是，有着强烈戏剧冲突和情感张力的犯罪现场、惩戒空间（看守所、监狱、警车、小区空地等）、犯罪者（嫌疑人王大勇、王二勇和三大队队员们）与惩戒者（人民警察、群众和三大队队员们）等犯罪类型元素，也就少了些许类型电影程式化的技术化处理，多了一些复杂性和残酷性的生活逻辑。

停顿与延宕是《三大队》设计角色动作的特色。与大多数犯罪片相比，《三大队》中的惩戒者追捕与打击犯罪者动作场面并为占据影片的较大比例。相反，影片更多围绕程兵未能顺利抓捕王二勇的心结，呈现他与家庭、兄弟、单位和社会的裂隙，并在每一处他遭遇挫折的情境之中，勾勒并强化他对善的信念与对恶的拒斥。程兵与三大队前队员们出狱后的相聚与离散故事成为了电影替代惩戒者不断接近犯罪者并最终完成罪恶惩戒的类型化叙述。换言之，《三大队》中的程兵一方面即是犯罪者（职务犯罪）更是惩戒者，另一方面，他与罪恶/嫌疑人王二勇之间的距离（无论是时空上的，还是情感上的）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从影片开头程兵初到犯罪现场时的愤恨之情，到他在贵州某小区居民家中发现疑似嫌疑人王二勇的证据（俄罗斯方块游戏机）时的惊讶之情，未被法律审判的嫌疑人王二勇在程兵心中的位置，始终是首要的。如此设计，也就更加突显了程兵在小区楼下用饮用水桶反复击打王二勇的合理性和崇高性。在享有至高地位的法律未做出审判之前，程兵并未高呼眼前的群众就是王二勇。哪怕在看守所的玻璃墙后，目睹疑似王二勇的男子即将再次摆脱公安机关控制，他依然强忍个人恩怨（程兵自己和前队友们的前途与命运因王二勇而改变），坚毅注视并等待着法律的强力召唤。克制与停顿，成为了影片塑造程兵的重要策略。在影片结尾，昔日的战友想象般地从程兵面前走过，他们并未对程兵报以英雄回归般的欢呼，而只是一如往常的简单称呼。超现实的场面调度在程兵走到十字路口并在斑马线前驻足而结束，镜头随即拉升，车水马龙的街头因为程兵的坚守而多了一份秩序与稳定。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