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朝亮执导的《寒单》是2024年首部登上大陆大银幕的台湾电影，颇为意外的是，这部口碑不俗（豆瓣评分7.7）、曾获2019年台湾地区贺岁档期票房冠军（4929万新台币）的影片，自1月5日上映迄今，仅取得了20余万元人民币的票房。在大陆电影市场，《寒单》没能像影片中祈福的鞭炮一样砰然炸响，成了一枚哑火的“炮仗”。

缺少认同的文化仪式

《寒单》取材于流传在台东地区的民俗——“炸寒单”，寒单爷就是传说中的财神爷，因为怕冷，出门就要燃放鞭炮来为他驱寒。每年元宵节，自愿充当寒单爷肉身的男丁赤身站在人力轿子上，手持榕树叶护体，接受信众抛来的鞭炮轰炸，坚持的时间越长就越受尊重、越显荣耀。影片中的两位男主角，郑人硕饰演的黄明义和胡宇威饰演的林正昆，先后都成为了寒单爷的肉身，他们各自的命运和情感也由此陡转纠缠。

从题材的维度，《寒单》呼应了台湾电影近年来兴起的“民俗化”创作潮流，在《阵头》《总铺师》《大喜临门》《血观音》《大三元》等影片中，黄朝亮等台湾新生代导演与前辈“台湾新电影”导演迥异，不再钟情于“国家、历史、个人相交织的宏大叙事”，更多是将个人的成长置放于台湾特殊的历史/现实时空之中，接地气的强调着台湾本土人的在地性。独特的民俗成为了这类故事的重要“载体”，这些影片以 “民俗事象”统领形式与内容，实现对台湾民众生活与情感的在地化表达。

独特的民俗其实也是独特的文化仪式。作为人类社会古老而普遍的文化现象，仪式以一种正式的、可重复的行为活动，表达着超越“行为直接工具性目的”的价值和意义。人类学家特纳认为，仪式中的各种元素和行为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性，也就是这些行为被赋予了原本没有的意义，他以“两极性”定义象征的本质特征，即围绕着生理、物理现象的积聚意义，以及围绕着社会关系的积聚意义。影片中“炸寒单”带给身体的疼痛和伤口，是大众祈福神明保佑的献祭，是黄明义对男性气质的张扬，也是林正昆自赎心罪的修行。从这个维度上，台东的民俗让这个故事有了耐人寻味的丰富和多义。

需要指出的是，仪式通过重复的行为和符号，强化了族群成员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和认同的同时，也在不同族群之间形成了区隔。“寒单”的本意是邯郸，是传统神话中武财神赵公明的家乡；而在广东、福建的部分地区，至今仍有向舞狮、舞龙者身上投掷爆竹的传统。台东“炸寒单”的仪式，本来毫无疑问应是中华民族族群共同体意义的认同符号，但影片在叙事中对此缺少了必要的勾连、铺陈和展示，让大陆电影市场的主流观众对这个仪式倍感陌生甚至隔阂。

认同感的缺失，是《寒单》从情感上不足以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一定程度上，台东小镇青年的疼痛和救赎，对大陆观众而言，终究只是“别人”的故事。

类型包装下的文艺表达

黄朝亮在曾经在访谈中提及，“炸寒单”在视觉上是很好的商业片题材，内在又是很好的文艺片题材。他为家乡台东的民俗故事筹备多年，不仅拍摄完成了相关的文化纪录片，甚至亲自充当肉身去领受火药灼烧和鞭炮炸响的皮肉之痛。

《寒单》的确是一部凸显“痛感”的电影，它来自于影像所呈现的残缺的肢体、血淋淋的伤口和丑陋的疤痕，来自于故事中黄明义和林正昆之间兄弟情谊的日积月累和轰然崩塌，更来自两人内心的内疚、悔恨和无法挣脱的负罪感。他们都是负罪之身，林正昆失手害死了心仪的女孩萱萱，黄明义变相逼死了自己的母亲。这两个人物共同的悲剧在于，他们都试图用肉体的疼去缓解、去排除内心的痛却不得其法，他们小心翼翼搭建起情感和生计的“理想国”（包含两人名字的“昆义回收场”），又不得不亲手去毁灭它。

《寒单》中有着街头喋血、兄弟情深、帮派对抗和摆茶讲和等典型的黑帮/兄弟片元素，但从类型的角度而言它又“发育不良”。一方面江湖恩怨和兄弟情义并非影片叙事的重心，更重要的是作为观众，我们和林正昆一样知道，这份情义的根基是畸形和脆弱的。如果说江湖故事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超越”，那么《寒单》以苦涩沉郁的气质，并没有给观众提供“有保证的快感”。

一个时期电影的“主打”类型其实呼应着社会大众的精神需求，去年国产电影兴起的“犯罪片”热，正是在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局势动荡的现实背景下，对大众心理焦虑的疏导和抚慰，迷茫时人们更希望看到清晰的未来，去确证邪不压正的道理。从商业电影的角度，缺少情绪高潮的《寒单》在大陆市场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从文艺片的维度，《寒单》在格局和视野上还留存着小镇青年的顾影自怜和喃喃自语。大陆的影迷应该更接受类似《大佛普拉斯》《血观音》和《市长夫人的秘密》等影片的新颖和犀利，它们让我们看见台湾，“在撕下民主政治的外衣时，也表达出笼罩整个社会的那种对前途未可知的失望、无助、迷惘和焦虑的情绪”。当然透过《寒单》中的疼痛，我们也能看到台湾小镇青年的困境，无论知识分子林正昆还是街头混混黄明义，他们都缺失了生理和社会意义上的“父亲”，没有了庇护和引路人，只能拉扯在血淋淋的“传统”和不知所往的现实中左右为难。

黄朝亮的创作履历证明他是不乏两岸意识和市场能力的导演，曾经大卖的《痞子遇到爱：爱在垦丁》《大喜临门》等影片中大陆元素就占据了相当的分量。在他的观念里，电影需要有地方色彩，同时也需要共通的情感和共享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票房惨淡的《寒单》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提醒，面对广阔的大陆市场，台湾新生代导演所秉持的“在地性”，无疑应该是中华文化的在地性，是中国人的在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