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电影春节档圆满成功：市场繁荣，截至2月17日（初八）总票房达80.16亿元，刷新中国影史春节档票房纪录；观众踊跃，不但总观影人次达1.63亿，满意度也高，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得85.9分，在以往9个春节档调查中居第二位，在历次档期调查中居第四位。这个几乎为中国电影特有的档期，无论做量化调研，还是做文化分析，都仍然有非常大的空间。就前者而言，初一到初八的休假、返乡潮、合家团聚的节庆状态，初九返程返工后的生活情形，元宵节后与学生开学返校并行的日常态文化消费回归，实际上造成了“一波三折”的“大春节档”格局，促成观影的要素或动力在变化，影片的市场表现也随之变化。就后者而言，从电影一隅中跳出来，在当下中国文化发展变迁的进程中去理解电影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理相印证，考量其在实施文化强国战略中的作用，也是非常必要、重要的工作。

人之常情，难免好了之后还想更好。如果说，此次春节档的喜悦之中还有遗憾，笔者感觉，那些影片在生产策略略嫌谨慎了。站在供给侧的角度，电影行业对中国电影市场潜力、观众认可度忠诚度的判断偏低了一点，这导致票房攀升的同时满意度没能再高些。假如满意度还能上升，票房是否也会更高？

如很多观众和观察者意识到的，此次春节档，强类型、大体量、高投入的头部产品缺席。供给侧更多依靠主创单体的生产力，从艺术创作来看，创新不多，风格样貌力求稳妥，生产周期偏短，这种相对保守的打法背后都显露出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宣发，特别是对媒体融合的传播手段运用充分，对观众趣味和档期特点的“拿捏”相当准，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如果要打个不很准确的比方，把此次春节档视作一场战事，那么我们看到的相当于是纵队体量的投入，而非大兵团的手笔。

当然，准备“大决战”不但需要魄力和战略，更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筹划，方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毕竟，电影的大工业属性既决定了它必须有超前眼光，早着先鞭，又决定了它转向慢、见效晚。特别是考虑到，作为文化产业核心生产力的创作主体，要求他们短时间内完成心态转换、能力提升、资源聚集等战略层面的准备，也不切实际。但这不妨碍我们对这个春节档的成绩与不足、对中国电影未来的走势做一些探讨。这里要老实承认，在档期开始之前，笔者自己也没有足够的信心，心理准备其实是乐观谨慎。而现实是，观众和人民对国产电影的态度要更勇敢、更热情，当然也更宽容。这反过来促使电影工作者和从业者对中国电影的未来更有信心、更自信，同时更思进取，以自省自励、自我提升的意识，具备更宏观的视野、更高级的文明姿态，拿出更多办法，奉献更好更丰富的作品。

此所以本文观察的另一个角度是关于创作和生产的文化心理学。如前所说，这个档期的打法，更多依靠各个创作主体。他们把各自的风格特点——更确切地说是个人气质——发挥得非常充分，也的确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力号召力。但这也显露出了国产电影创作者一些整体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影片在艺术思维和文化格局上难有大的突破，也就尚难形成某种集团作战的趋势。

不妨从两部影片的高潮段落所采取的类似手法来切入创作者主体的心理。《热辣滚烫》和《飞驰人生2》不约而同地安排了主人公与过去的自己对视，前者是在走向拳击台时看向走廊的玻璃窗，两个形象告别；后者是在赛道风沙中透过车窗看到数年前的自己，两个形象合体。作者对镜像心理的呈现是如此明显，从而指向了主题的建立，即改变自己失败的、悲剧的过往，奔向成功。奇怪的是，那个被放下或被超越的自我形象，在电影之外的大众文化场域里原本是成就了演员艺人的重要、有效元素。假如观众不是对主创以往的公众形象已经非常熟悉和喜爱，他们对影片里发生的奇迹可能反倒不会有太强烈的感受和震撼。电影固然要提供梦幻感，如果这种梦幻溢出大银幕之外，要么意味着它是发生在创作者深层心理中的某种真实存在，要么会对现实产生难以捉摸的影响，也有可能两种情况都发生。对此，笔者的建议是，创作者对自己的主体状态要有足够的警觉，避免在个人化的表达中陷入所谓“我执”——这个概念大致可以被阐释或读解为对自我的过分重视导致的误判。

《红毯先生》和《我们一起摇太阳》两片都做了撤离春节档的决定，但原因并不完全相同。《红毯先生》的问题出在空间的选择。杂耍蒙太奇手法的预告片，和正片的欧洲艺术电影一般主题和节奏，都显示着宁浩的创作发生了重大转变，相应地，它的战场应该是小众化的艺术院线而非大众商业院线，在那里，先锋姿态的表达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甚至引发喝彩的，对艺术探索的容错率也高得多。《我们一起摇太阳》的问题出在时间的选择。它的题材先天不宜于中国节庆氛围。定档误判一次之后，撤档又误判了一次。如前所说，“大春节档”文化消费有不同的三个时段，该片虽然在第一个时段票房不理想，口碑其实挺好，如能咬牙坚持下来，未尝没有机会低开高走，在后两个时段有所斩获。对春节档文化消费的时空分布不能把握，同时相信艺术取向的作品能对大众形成足够的吸引力，这些误判何尝不是另一种“我执”？

不同于上述四部影片，《第二十条》没有很强的主体叙事痕迹。然而在看似客观的第三人称叙事情境之下，也仍然可以发现主创的某些倾向。首先，这似乎是一个现代版的“青天”故事，而“青天”神话在文化属性上是来自古代社会的。其次，这是个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而当主人公遭遇困境时他们脱口而出的解决方案是回到县城。再次，这是一部正剧，而为了不破坏春节档的氛围，影片大量地采用了民间文艺传统里的语言技巧。就张艺谋导演而言，他的趣味和无意识始终根植于农业文明，这构成了属于他的“我执”。就他的观众们而言，尽管更主要的聚焦当然是放在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这一主题上，而审美对象的范式无形中又钝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想象。

一路看下来，《熊出没·逆转时空》成了唯一有大片感的影片。它记载着中国本土动画十年的行色匆匆，召唤出近两代电影观众。对这个系列，笔者始终遗憾于原创性的不足，到了最新这部，原创再次被悬置。这仍然是出于谨慎的产业策略，同时也是出自对过去成功模式的“我执”。进一步想，逆转时空，似乎正能表征现代人的一种执念：它建立在大众对现代物理学假说的一知半解之上，同时也建立对幻想片浸淫多年的经验之上；它随时可以在大小屏幕上发生，却又永远无法在现实生活里成真。这或许从另一个维度解释了观众对春节档影片的热烈回应，甚至部分观众对它们的遗憾和不满足，也都仿佛加入了这场“我执”之境。在其中，创作个体和接受集体的心理投射效应大过了电影本身。

如何放开审慎、勘破“我执”？就产业来说，顺其自然，顺势而为，是水到渠成的时机判断。就创作个体来说，自觉创新，超越小我，是始于足下的千里之行。就文化来说，在明辨电影艺术本体的基础上达成对电影多重功能的科学运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电影领域的实践彰显。

如果对中国电影这一大事因缘念兹在兹，成为属于中国电影人（包括影评者）群体新的“我执”，那么我们很乐意执着一回。“如入火聚，得清凉门”，历史和哲学的辩证法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