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4月25日，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大师班开讲。本场电影大师班的主讲嘉宾由塞尔维亚导演、编剧、演员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担任，与导演黄建新、作家余华展开对谈，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李铭韬担任本场活动的主持人。

戛纳、威尼斯、柏林三大国际电影节重要奖项全满贯、“双金棕榈”俱乐部成员，这些耀眼的成就象征着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导演成为了世界电影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他的作品总是以荒诞不经的叙事手法和表现方式，呈现国家和民族等宏大主题，传递深沉的家国情怀。

本场大师班上，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导演与两位对谈嘉宾围绕“国族史诗与心灵奇迹”这一主题，回顾四十多年的电影创作历程，讲述他是如何在时代洪流和社会变迁中体认自我。

电影来源于对生活的认知

年少的成长环境和所见所闻为库斯图里卡导演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回忆起童年时期，库斯图里卡导演向观众分享了他的经历：“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较好的家庭里，但是我周围的人家庭关系较为复杂，或者是单亲家庭，或者家庭比较贫困。记忆里我一直在寻求这种生存感，寻找这种力量。我想看看街上的人们，看看他们的发展，也想见证这些人在社会中的变迁。”

库斯图里卡认为，作为一名艺术家，区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是进入艺术世界的第一步。如他所言：“我们看到现实，把现实剥离出来，从别人的事迹中剥离出一些元素或者内容，然后把它加入到电影中。我的大脑会区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是我们进入到艺术世界的第一步。”

关于库斯图里卡作品中的天马行空，作家余华则评价：“库导在我心目中有两个灵魂，一个是莎士比亚的灵魂，一个是契诃夫的灵魂。这两个灵魂有时候是分开的，比如《爸爸去出差》是契诃夫的灵魂在跳动，但是《地下》是莎士比亚的灵魂在跳动，是莎士比亚式的那种放肆、那种开放、那种为所欲为、那种天马行空，所有的这些都出来了。但是到了《流浪者之歌》，又感觉两个灵魂合在一起了。”

于黄建新导演而言，对作品题材和故事的选择也与人生经历息息相关。黄建新表示：“当我开始拍电影的时候就特别关注普通人以及那些周围陪伴我一起成长一些细微的事情。之后我开始拍摄更加写实的电影，记录国家发展中发生的变化，所以就有了《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比如《红灯停，绿灯行》里的场景，就是我小时候成长的院子，那是我长大的地方。”

与此同时，作家余华回忆他跟库斯图里卡的认识，也恰巧是一个关于《地下》的生活细节。当初，第一次与库斯图里卡导演见面的余华在导演的邀请下，一起到电影《地下》的创作灵感发源地探访，那是一扇陈旧的、像一处遗址的门，静静地树立在灯光下。正是这扇来往行人都不会过多关注的小门，背后却是电影《地下》那片如梦似幻却又深沉厚重的光影世界。回想这事，余华对库斯图里卡导演道：“我们的创作、我们的灵感、我们故事里的一切可能都是来自于某一扇小门，进去以后才发现原来里面是一片如此宽广的世界。”

时代与社会的烙印深入灵魂

电影作品是电影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必然有着导演作为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而导演又总是身处一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之中，时代与社会的烙印深入他们的灵魂。

谈及自己的国家塞尔维亚，库斯图里卡导演表示：“对于我来说，我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期，一直到上世纪末的时候都没有减轻我心灵上因为历史背景而带来的伤痛。我能够从每一个群众的内心深处听到他们是否因为长期动荡而产生心灵创伤，与此同时，他们又有苦中作乐的幽默感产生出来。这也使得我重新思考，会不会有其他的元素可以在我创作的电影中体现出来。我希望能够在我的电影中把这种大的时代背景展现出来，也希望可以借由这种展现更好地传达我个人的家国情怀。”

这种影响和烙印不仅反映在库斯图里卡导演的作品中，更是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细节里。活动现场，库斯图里卡向观众分享了他“不系鞋带”的原因：“大家看到我的鞋带没有系上，为什么？我想告诉大家我现在的心情特别平和，过去在我们国内的街头，我们可能会受到威胁，可能会爆发冲突，因此必须系紧鞋带随时准备逃跑。但是现在我把鞋带解开，以一个放松的姿态坐在这里，因为现在是和平的。”

说起时代变迁对自己的影响，黄建新感慨道：“最初拍电影一定是一段历史经历对你这个个体产生的影响，那些历史的痕迹在我的心里特别深刻地留存下来。你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一定会在你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和痕迹，当你真诚地用情感真实反映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想象力、你的表达方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所以一个导演做电影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始终如一用你所能展现的想象力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把这些人物塑造出来。”

与黄建新“同龄”的作家余华对此感同身受，他的作品中总是饱含苦难意识。这样的苦难意识源于余华的亲身经历，更源于时代和社会在他心中烙下的印记。（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