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上映的《彷徨之刃》根据东野圭吾同名小说改编，剧情很简单：花季女儿被不良少年奸污杀害，单亲父亲走上复仇之路。总体来看，影片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对故事进行了合理的本土化改编。

真实饱满的人物塑造

复仇故事中复仇者身上的道义感是决定复仇正义性和观众是否认同其的关键。法律如果可以充分制裁罪犯，复仇就不具备丝毫合理性；复仇过程中如果伤及无辜，复仇的正义性就会减损甚至被抵消；同样如果复仇过程中，只为一己私仇，看到其他受害者不帮助或是看到其他加害者不制止，也会影响观众对复仇者的认同度。

李长峰的复仇，逻辑很明确，即不伤及无辜的人，不放过有罪之人。在出租屋，警察上门询问嫌疑人是否来过时，李长峰处境十分危险，按类型片套路，他应该赶紧将房东控制住，但他只是以哀求的眼神看着对方，全力反击刚子既是出于自卫，也是因为发现刚子也是一个犯罪分子。

影片中多次铺陈父女情感的段落。一般来说，在犯罪片中铺垫太多情感戏可能会影响影片节奏，但对于本片来说，如果不充分渲染父女感情，很难判断李长峰是悲痛到极致做出的选择，还是他原本就存在较强的暴力性，这是判断李长峰复仇正义性的基础。从情感角度看，复仇故事如果没有悲情成分，只追求爽感，观众在复仇行为的观看过程中逐渐燃起来，既是对受害者的再次消费，也是对以暴制暴的片面认可。

道义上具备充足的合理性，情感上挚爱的亲人被侮辱杀害，影片对于主人公李长峰形象塑造清晰而饱满，因此，当李长峰在结尾仰天发出长啸“我想让他死，我想让我女儿活”“为什么是我女儿”时，社会问题与个体悲剧命运的紧密结合，自然引发观众思考。

而警官老梁则在忠于职守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执法者的关怀与悲悯。他经手过多起未成年犯罪，知道案件即使结束也给被害人和家属带来永久伤痛，也知道法律在未成年犯罪问题上无法做到对受害者的绝对公平，虽然凭借一己之力不能改变，但仍竭尽所能对受害者亲属释放善意与关怀。

影片在人物设计上，善于采取对照组方式对比映衬彼此特征，共同指涉主题。同为被害者家属，除了李长峰，影片中还有王依依的父亲，女儿被强暴跳楼，痛苦的父亲不敢直接出手，只能对着罗志诚大喊“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永远跟着你”。显然，正如梁警官所说，案子结束，但有些人可能永远沉溺其中，王依依父亲将永远处于痛苦中，李长峰拿起枪未尝不是想将自己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而三个作恶少年家庭条件不同、犯罪程度不同，形成彼此对照，呈现出未成年犯罪的复杂性；警察中设计了老警察和年轻警察，年轻警察更为感性，老警察则理性多一些，这种对照设计增强了人物的代表性和影片的社会现实质感。

内在自洽的逻辑

在影片中，李长峰从得知女儿被杀到自己复仇身亡，叙事时间并不长。最初他并没想到复仇，只是在极度悲伤中呢喃“我还能为女儿做什么”，这是所有普通人遇到如此劫难的真实而必然的反应。随后他收到犯罪团体中被霸凌者罗志诚出于害怕和报复发来的杀女仇人的信息，他在茫然中走进女儿被害现场，看到女儿被凌辱杀害的视频，出于自卫和愤怒杀死了王天笑，走向不归路。人物的每一步行动都有清晰的铺垫，杀两个凶手的篇幅比例，也并不是等量的，而是逐步推进，有明显偏重。

影片中绝大部分情节的铺垫基本都是充足的。李长峰先后反杀王天笑、刚子，在郊区树林里追杀谢宇时的矫健有力，给观众带来了爽感，但也可能影响现实质感，为此创作者将其身份设置为建筑工人，并且交待其身高1.83米。

在原著和此前改编版本中，最后一次向男主人公关键信息的人或是罗志诚，但在本片中，罗志诚已经被警方控制，因此，影片设计了罗志诚的父亲角色，用一场戏交待他担心儿子可能也成为李长峰报复的目标，为其后面发消息通知李长峰做了铺垫，虽然这个人物和影片中其他凶手的家长一样过于功能性，但保证了剧情逻辑的严密。

影片最终借梁警官之口向社会发出了重视青少年教育，避免未成年犯罪的呼吁，但由于片中未将重点放在家庭教育上，只是简单呈现了三个犯罪嫌疑人单亲、留守、或父母虽在身边但教育缺位的家庭背景，容易受到标签化的批评。但电影的逻辑不同于现实的逻辑，影片一方面需要为人物的行为赋予动机，另一方面如果将极端犯罪的家庭条件设定为普通或幸福家庭，会将犯罪条件普泛化，容易使社会焦虑。当然任何赋予逻辑化的行为都是有风险的，因为现实难以被逻辑化。

回应公众关切的社会责任感

社会现实向的悬疑片，结尾不仅是叙事完整性的重要一环，更是主题表达的重要途径。影片结尾段落对于期待终极复仇爽感的观众来说，有些冗长，但从剧情和现实逻辑来看是需要的。李长峰拿枪把谢宇摁在地上，并没有马上开枪，他内心也在挣扎，警察在四周围着，没有开枪，因为在老梁跟他喊话的时候，李长峰的态度是呈现出逐渐松动的迹象，但是到当李长峰开枪的那一刻，警察的枪声同时响起。

如果影片最终设计李长峰将谢宇打死，的确可以给观众提供充分的“爽感”，但社会派悬疑剧是有着鲜明的现实性的，强烈代入感会使影片具有一定示范作用，导致观众认定以暴制暴是最终的解决之道。在日版和韩版影视作品中，男主人公的枪都没能响起，但在中国版影片中，李长峰的枪最终响了，谢宇的脸上留下了永远的耻辱的烙印，并且与原著中没有交待后续审判的做法不同，呈现了被毁容的谢宇接受宣判的情节，观众的情绪在现有语境中得到尽可能释放，但李长峰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法与情的平衡上，本片的处理也更为本土化，更突出维护法律和尊重人民心中的朴素正义难两全的困境。原著中警察对自己的职责产生了一定的怀疑，最终辞职，但本片中的警察会显得更为理性。案发后，年轻警察对李长峰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出凶手。警官老梁教训他，你破的案子很多吗，别瞎做承诺，他知道许诺就意味着给受害者家属期望，一旦未能达成会给后者造成更深的伤害。

王依依的爸爸在公安局办公室表示，不希望李长峰被抓，希望他把凶手都杀了，此时，年轻警察默默无言，老梁则说“别在重案组说这个”，他的态度很明确，一方面个人情感上他尊重朴素正义，另一方面，公安局的职责是维护法律，在工作场合，不能带个人情绪。然而当他在郊外一个人追捕李长峰时，他本可以击中李长峰，但在李长峰发出女儿回不来他宁愿赴死的哀号时，他将子弹打向了楼梯扶手，遵循了他心中的朴素正义，更是对一个遭受极大伤害的受害者的悲悯。

有网友认为老警官梁军说教过多，我以为这是创作者在努力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复仇故事多代入复仇者的视角和情绪，处理不当极易造成鼓励和肯定复仇的导向。影片中，正邪鲜明对立，善恶毫不模糊，创作者展示了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和姿态，当然考虑到影片中梁军是执法者的代表，观众对于法律在惩治未成年犯罪问题上的不满会投射到梁军身上，价值表达如果能通过受害者、旁观者或非角色途径完成或许更能获得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法律的目的是教化而不是惩处，因此全世界对未成年犯罪都有免责规定，但对于受害者个体来说，当法律提供相对公平时，以暴制暴是否是唯一选择？是这部影片探讨的价值内核。原著和其他版本中，主人公给警察写了长达八页的信、女房东与主人公之间的交流等情节都对未成年犯罪案中的司法公正进行了探讨，而国产版本中对相应情节的删节都会影响社会表达的深度，影片叙事上也存在李长峰在认尸时的情绪断裂、部分情节拖沓等问题。

但总体而言，该片在原著扎实的文本基础上，通过合理的本土化改编，回应了公众对未成年人犯罪惩治问题及其背后的公平正义的高度关切，缓解了社会的集体性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