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彷徨之刃》，莫名会想起李白的那句“拔刀四顾心茫然”，故事和诗歌当中，那种不甘的愤懑和无奈的沮丧是相通的。《彷徨之刃》是一个父亲为女儿复仇的故事，类似情节的影片近年来并不鲜见，它们有着大致相似的“能指”，比如杜琪峰的《复仇》用子弹和鲜血的暴力，或者中岛哲也在《告白》中隐忍蛰伏的心计，一次次让观众确认着亲情的坚韧厚实和正义的确凿无疑。

拔刀所向，最重要的是知道该刺向哪里。在这个前提下，改编自东野圭吾同名小说的《彷徨之刃》，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彷徨”，影片书写的是一场犹豫徘徊、左右为难的正义。

小说《彷徨之刃》是东野圭吾最具争议性的作品，它一反作者其他小说的跌宕起伏和最终反转，开篇便揭开了谜底，犯罪手法一目了然，不需要费心推理。电影基本沿用了小说的人物关系和情节设置。王千源饰演的单身父亲李长锋，遭遇了女儿被无良少年凌辱虐杀的惨剧，根据法律，未满18岁的他们会被从轻处罚，更无须为杀人偿命，李长锋被逼走上了复仇之路。

人的犹豫彷徨，源自对行为后果或行为价值的不确定。王景春饰演的警察梁军，他曾经见识过青少年犯罪的恶行，内心同情李长锋悲惨遭遇但又必须阻止他再度犯罪杀人。梁军的彷徨之处在于，他手握的“法律之刃”，真的朝向了正义的方向吗？

齐溪饰演的女房东也同样，这位经历过丧子之痛的母亲，包庇了被警方追捕的李长锋，让他的复仇得以继续。她的行为，是助人于困厄的义举，还是让李长锋最终丧命的愚行？

一心复仇的李长锋也有彷徨，被梁军追捕时他仰天长啸：“为什么偏偏是我”，这是对命运不公的诘问，也是痛苦之中的反思，正如小说中所写：“只要能保障自己的生活，别人的事根本无所谓……自己也是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共犯。”或许是这种负罪感，当他有机会把残害女儿的凶手一枪毙命时，只打坏了他的半张脸。是李长锋有意为之，还是警察的枪击让他失去了准头？影片在这里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空白。

彷徨是片中人物的状态，也留下了让人思考和回味的空间，这是一个需要观众自己去看、自己去判断的故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青少年犯罪的恶，也看到恶的事出有因，他们是父母失职失责的产物；看到执法和复仇所代表的正义，更看到正义背后的难言之隐，它会因为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而“游移”和“变形”；看到法律的威严，也看到法律的局限，当司法的正义还不能满足情感的正义，罪与罚之间的裂隙对个体而言，可以成为吞噬一切的“黑洞”。

当下的社会，不时有让人震惊的青少年犯罪引发大众热议，《彷徨之刃》的面市可谓“生逢其时”。然而，影片上映五天5000多万的票房和豆瓣电影6.6的评分似乎更说明，热点的话题还没能有效转化为观影的热情，叙事的“彷徨”却多少导致了市场的“彷徨”。

从小说到电影，《彷徨之刃》无疑做了符合中国国情和规则的本土化改编。一方面，影片中故事发生的时间被设定在21世纪的初期，翻盖模拟手机和短信成为了年代的标识，这种记忆尚且清晰但已经过去的历史，把犯罪永远留在了“昨天”；更大的变化是在人物的戏剧动作上，小说中负责杀人案的组长警官久冢，也是向男主角透露情报的神秘人，他深谙日本《少年法》的孱弱，希望男主角能完成复仇最好。电影中的警察梁军，受限于职业自带的“道德身份”，被改写为同情李长锋但又坚守原则的形象。

社会推理片本就不以奇绝的案情和严密的逻辑见长，它偏重于普通人面对社会矛盾时的人性挣扎，揭秘犯罪动机而不是犯罪手段成为故事的中心。这类影片尤其注重人物塑造，“能否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决定了故事能否达到感人心弦、促人思考的艺术功能”。《彷徨之刃》对梁军和女房东等人物的弱化处理，降低了他们身上的情感丰富性和人物丰满度，简化为复仇行动的阻碍者和助力者，以至于有论者认为“这些角色在电影中的表现都只是工具人般的存在”。相当部分影迷所诟病的，就是影片中单薄的人物形象，导致影片失去了原作的厚重和深刻。

而对大多数更接受善恶分明、快意恩仇的观众而言，《彷徨之刃》又缺少了情绪宣泄所带来的“爽感”。类型化叙事与观众有着天然的“观影快感”的契约，侦探推理片从诞生之初，其核心母题就是人作为理性的捍卫者，在与混沌和迷局的斗争中，重申着理性的尊严。在西方近现代社会的演化中，法律成为了人类理性的化身，对法律的自信和尊重构成了社会治理的理想模式和机制。东野圭吾在《彷徨之刃》中，描写着不良之法带给大众和社会的戕害，他所质疑的恰恰是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人类使用理性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彷徨之刃》是用类型化的叙事在“反类型”，正如在文章开头所说的，相当多的观众观片之后会觉得“心茫然”。

国产社会推理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无疑仍是短缺的“新生事物”，从这个意义上，《彷徨之刃》这样一部立足于优质小说文本，有着现实质感、人文情怀和问题意识的社会派推理电影，是值得首肯和认可的。更让人欣慰的是，这类影片在院线的上映，其实折射出国产电影有着更为宽广的气度和宏大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