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荒野来，要到大海去。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生活却拦住了我的去路。”西部片结尾，为什么英雄要执意拒绝家庭的诱惑，孤身走向荒野，因为他坚信唯有这样，才能维持精神上的自由与自我。以男性为受众的电影，无论是约翰·福特还是贾德·阿帕图，男主人公都如不羁的野马畏惧闪避着女性温柔的套马索。

原著郑执、导演顾长卫、葛优和王俊凯两位男主角，共同书写了这部跟之前我们常见的女性家庭剧不同的男转版家庭情节剧。顾长卫一直喜欢梦想的羽翼被现实活生生折断的悲剧，《孔雀》《立春》和这部《刺猬》，可以看作“梦想三部曲”。不太中意现在的片名，刺猬作为一个意象，并不能像《孔雀》涵盖整部电影，原著小说名《仙症》更贴，“仙儿”最先联想到的便是窦仙儿，跟葛优扮演的王战团有精神上的近似，而后一个“症”字，把刚还高高在上的“仙儿”狠狠掼到地下，点题全篇的残酷与悲情。

一个女性主导小社会的构成

家庭情节剧里，家庭往往是社会的缩写，我们常能看到女性在这个家庭里被不断磨损自我意志、意识和存在感，最终异化成一个符合家庭、符合体制、符合社会需要的改造品。《刺猬》则是这一模式的男性性转版，讲一个桀骜不驯、浪漫奔放的男孩（不管他多大年纪，依然是个老男孩，男性可能多少都有点彼得潘情结），如何在一个女性为主导的小社会里，被剪枝、塑形、穿上束缚衣、送进疯人院，一点点被体制化，不服从就被彻底摧毁。

两个男主角身处一个以女权为核心的东北家庭，君权是家中最长者，一个烟不离口、牌不离手的东北酷老太，实际管事权隶属于她的女儿们，家庭聚会全都是掌权的女性在交谈，男性基本处于失语状态。葛优扮演的王战团因被定义为非正常人，直接被剥夺话语权，王俊凯扮演的周正因口吃，天然丧失了话语权，耿乐扮演的女婿，总在厨房里忙活，被实际隔绝于客厅，也就是这个家庭的议事厅之外，丢失了话语权。这个女权家庭里成长的小一辈王战团之子王海洋压根不具备男性的话语权意识，天然服从于女权之下。

君权之上，还有神权，源于东北的“仙姑”文化，任素汐扮演的仙姑赵老师是这个女权小社会最高级别的话事人，家里的两位实际掌权人——葛优之妻和王俊凯之母都对仙姑言听计从。至此，从神权到君权到管辖权、财权、监督权，一个层级森严、密不透风的雷峰塔式的“女权小社会”落成，被牢牢镇在塔下的是影片的两位男主角。

MEN HELP MEN

葛优、王俊凯如父子如师友，他们是一片汪洋中彼此的岛岸，类似《飞跃疯人院》中杰克·尼克尔森扮演的男主角与印第安酋长，绝境中的互相搭救，精神的启蒙与承继。

看多了家庭剧中男性施于女性的戕害，《刺猬》中难得一见性转版，仙姑被请到家训诫葛优和王俊凯一幕，两个男人被一屋子女人逼到绝境，这场戏从视觉上充满了吊诡，因为从体力武力上说，两个男人绝对能脱困甚至反杀，但他们面对的是妻，是母，他们不得反抗，只能被以爱为名的绞索凌虐绞杀，绝境里MEN HELP MEN，葛优用王俊凯塞给他的手机报了警。是的，他们自救的方式居然是报警。出警的是几名男警，MEN HELP MEN。

归根结底，片中对男主角几次绝境中的拯救，都来自于小女权社会之外的大社会体制力量的营救。仙姑上门的一次，他们向警察求救；葛优想彻底逃离这个家，他自求被精神病院接走；而王俊凯离家的契机，是高考考上海事学院。他们能够脱困，不是自救，最终源于国家体制的力量从外部对他们的搭救。

《刺猬》的结局要比《孔雀》《立春》乐观，《孔雀》《立春》梦想之于现实都一败涂地，《刺猬》过程虽压抑，结局胜利，老少爷俩最终突破桎梏围困，奔向了自由。他们虽没结伴而行，一个在异国大海，一个在中国的江河湖泊，但他们的精神是共鸣的、相连的，这结尾让我想起了《申肖克的救赎》。

家庭情节剧≠女性苦情戏

上世纪五十年代，家庭情节剧（Family Melodrama）作为一种电影类型为后世所确认的发轫期，其实不少以男性为主角、处理男性议题的影片，最著名的就是尼古拉斯·雷伊的《无因的反叛》，另如《铁皮屋顶上的猫》，包括著名社会派导演伊利亚·卡赞其间也拍过家庭情节剧。究其背景，适逢麦卡锡主义最盛的时期，很多导演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谨慎地将艺术触角缩进较为安全的小家庭内，他们的创作依然带有极大的政治隐喻性，他们借用青年一代的挑战“禁忌”宣泄了自我的反叛与抗争。60年代后，随着美国国内紧张政治氛围逐渐放松，这些满心壮志的导演们再不安于室，匆匆挥别家庭题材，重回他们的社会大战场。男性主角与主题的家庭情节剧后继无人。

法国手册派认定道格拉斯·瑟克是家庭情节剧这一类型的首席“作者（Author）”在相当程度上地塑造了家庭情节剧研究与创作的发展格局，也进一步加深了女性与家庭情节剧间的捆绑，情节剧几乎只剩下了母性情节剧（Maternal Melodrama），在观众的认知里，家庭情节剧这个概念与拥有悠久传统的茶花女式的女性苦情戏渐渐混为一谈。

我个人觉得《刺猬》像法斯宾德电影的性别反转版，设想一下把法斯宾德家庭情节剧的女主角替换成男主角。《刺猬》中虽然没有特别直观的比如血淋淋的打斗、车祸、绝症等，这种家庭情节剧里面常见桥段，但其悲剧的力量非常大，那种不动声色的残忍尤其可怕。《刺猬》中李萍扮演的妻子，为了让她不太符合正常人逻辑的老公（葛优饰），不出去瞎逛给她带来麻烦，偷偷把安眠药放进他水杯里，让其在家中酣睡不起。这种沉默无声的绞杀，比手刃一个人更可怕，而旁观的亲人知而不言，默许甚至纵容这静默的杀戮，比一场血淋淋的围殴更令人心惊。

家庭情节剧里被损害被讴歌的往往是一种脆弱的浪漫，但女主版和男主版的浪漫不是同一种浪漫，女主版的浪漫是相爱相知死生契阔，而男主版的浪漫是金戈铁马，是自由流浪。本文首的那首情诗，就是《刺猬》的点题之作，片中女人们看到这首情诗，第一反应都是它是写给爱人的，她们万万不会想到这首情诗是一个男性写给他心目中理想的自己的。

这种对浪漫理解的分野在《刺猬》中还直观地体现于男女对水不同的感受，海洋是这部电影里至高的梦想，至纯的浪漫，因而水的意象贯穿全片，片中女人畏水，而男人们却认为水是自由的象征，每一条江河都贯通着海洋这一至高梦想。所以，王战团一看到水就发疯，或者说梦想发作。片中两次首尾呼应的“曲水流觞”，一次放游的是王战团初恋女孩的遗书折成的纸船，一次是王战团从全家福抠下的自己的头像，纸船和头像都顺着浅浅的水流落入下水道里，污水又如何，浊世清流，不染俗尘，这是王战团也是顾长卫最真纯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