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是一部显得有些怪异的电影,表达上很多不自洽的地方,这一点和《抓娃娃》有点类似。它们在叙事上都存在一样的问题,也许是因为表达深隐,所以行文曲折,很多地方表意被扭曲。但《刺猬》仍然具有顾长卫导演一贯的作者风貌,观众还是可以感受到其内在主旨的稳定性,还是可以获得对影片的领悟,并感动于其深沉的人文主义精神。
和《抓娃娃》类似的地方,还在于影片主要角色王战团和周正的悲剧,多停留在个人生活和家庭层面,基本不向大历史和社会外部延伸,至少表面上如此。但用这个层面来解释悲剧的诞生,动力机制是不太完整的。虽然我们知道影片是表达了社会历史的层面,只是解读者需要自行去开拓一个崎岖的阐释学路径,这样的观影机制我不知道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观众所欣然接受,或者说我不知道这种机制在何种程度上阻碍了观众进入它的内部世界。
《刺猬》的批判机制是否建立了起来,这都要看观众的配合程度和觉悟程度。这是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需要观众各自根据自己的文化经验去领会。但就表层叙事来说,这部影片是今天东亚社会反爹味电影思潮的一部分。笔者近期还看了一部泰国的影片《姥姥的外孙》,这是一部构思精妙、针脚细密的佳作。这些作品都可以归到一个体系当中去。反父权思想作为东亚电影最近几年的表达重点,在泰国或许算是一种微观政治,一种对日常权力结构的揭示,对于《刺猬》来说,则更具有一种隐喻层面的意义。当然在日常生活包括家庭政治的层面,其内涵也完全能够成立。
顾长卫作为第五代导演,早期主要作为摄影师存在,进入导演行业是后来的事,其他由摄影师而导演的过程,虽然曲折,但总体算是成功的,他已经在第五代美学风格主流中开辟出了另类的蹊径。虽然他一直在院线体系中建立自己的作品序列和风格,但《刺猬》之后,他的电影的美学特征越来越可以总结,其表达领域的一致性也逐渐显明。他的批判性还是很坚定的。《刺猬》可以看作是对第五代早期弑父主题的延续,而第五代的一些重要导演都背叛了这一主题。
《刺猬》里王俊凯扮演的周正从小是一个结巴,因此被视为异类,影片对于他由结巴到被视为异类的过程的交代,其实不够深入。周正最喜欢的人是自己的姑父,葛优扮演的王战团。王战团在常人看来也有精神问题,其精神问题来源有两个,一个在1980年,有诗人气质的他渴望大海,乘船去看太平洋,但因为举报船上走私而被关进小黑屋,到了太平洋却没能看上太平洋一眼,他的理想主义受挫,因此而有点疯癫;另外一个则是他的恋爱问题,女方父母没有看上他,女孩后来所托非人遭受家暴,自杀了。由此可见,王战团的精神事故更多来自于偶然性。我没看过原著,但直觉是,王战团的精神世界应该与历史有更紧密的联系,那样的动力机制才足够推进叙事。
王战团行为举止像个孩子,经常不切实际,对远方充满了幻想。他因为遭受过很多苦难而脆弱、敏感,也让他敏感于他人的苦痛。所以周正从小被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姑父呵护。周正则从未感觉到他有任何不正常。他们之间的沟通很顺畅。王战团的女儿爱上了大她十岁的男人,并未婚先孕,他的妻子(周正的姑妈)要进行坚决的干预,但王战团认同了女儿的选择,还跟自己的朋友说自己要当外公了。他是一个非常有主体性的人,完全看透了社会习俗和惯例,并完全不会受到它们的规训。
周正则是一个对社会不公有着自己的正常感知的孩子,他经常受到外部权威力量的压制。电影中的外部权威和社会力量主要由他们的家庭成员来承载——从叙事上说,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耿乐扮演了一个令人恐怖的父亲,他脾气暴躁,爱面子,周正因结巴而被他粗暴地训斥,他不容分说,永远正确,他身上有一种令人绝望的强权气息。耿乐将这个角色因缺乏反思性而具有的愚蠢气息演绎了出来。
周正的姑妈和母亲都是善良的人,但他们被社会成规所裹挟,丧失了判断,影片创造性地将她们塑造成了因为没有自己的主体性而作恶的人。周正母亲为了周正好,将周正带到“大仙”身边,逼他下跪,并让他认罪,周正非常陌生和恐怖地看着自己的母亲,然后他径自冷笑了起来。王俊凯的这段表演也带给我们觉醒,让我们对于愚蠢的规训不能妥协。到底是你们疯了,还是我疯了?《刺猬》有着福柯式的思辨。
大仙是刺猬附体,在她的眼里,刺猬是她爹,当气急败坏的大仙一棍子打向不肯屈服的周正,让他嘴里面流出鲜血,周正忽然冷笑说:“你爹也治不了我的病,我把你爹给吃了!”王战团和周正为治病吃了一只刺猬。这句话也许是反爹味电影里面最让人解气的一句话。但是吃一个大仙的爹并不让人觉得那么英勇,必须在象征层面上去理解,才能感受到更多的爽感。在挨了大仙一棍子之后的周正忽然不结巴了,当警察进来的时候,他说话也十分顺畅。似乎那一棍子治好了他的病。他的结巴仿佛也是一个象征,他面对这个世界无法组织自己的语言,但是这一棍子(包括母亲的棍子)让他找到了自己的语言。
当小石头将小豆子的嘴里捣出血,小豆子马上完成了性别转换。当然两个段落的走向是相反的。当毛阿敏扮演的班主任拿着周正的“情书”羞辱他的时候,穿着高中生蓝色校服的周正夺门而逃,越过正在做广播体操的学生们,那是一群穿着红色校服的初中生们。我猜蓝红两色校服区分的是高中部和初中部,但也不仅如此,顾长卫是《红高粱》的摄影师,色彩叙事是第五代擅长的艺术手法。
影片结尾我感觉有所冗余。影片特别强调了时间是2010年,周正踏上了离开沈阳的火车,爸妈让他常回家看看,但是奶奶说,我身体好好的,死不了,你离家越远越好,走了就别回来了!但影片又让周正在2018年回来了,他这时是船上的三副,到过五大洲四大洋,带着怀孕的媳妇。周正海让父亲给孩子起名字,他自己则打算叫孩子阳阳,沈阳的阳。相对于《姥姥的外孙》结尾的家庭和解,《刺猬》里最后的和解太生硬了,因为中间缺乏过度和说明,令人匪夷所思。
影片最后一段是王战团从精神病院逃离,然后朝大海的方向游去,周正则在近景的水中,向远方王战团处汇合。如果将周正离开家乡和最后这段大海游泳接在一起,删除带着孕妇回家这段,叙事上似乎更干净和纯粹,这似乎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