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第六届巫山神女杯艺术电影周“开拓艺术电影市场之路”研讨会在重庆巫山举行。会议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重温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十年来电影改革、电影创作的成功经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小成本艺术电影的创新之路。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焦宏奋致辞，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副理事长周建东、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秘书长赵卫国参加了会议。巫山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勇，巫山县文联、巫山县文化旅游委、巫山文旅集团、巫山县奔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当地相关部门代表列席会议，与电影主创、企业代表和业内专家学者一道探索艺术电影的市场化发展新路径。会议由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副理事长曹寅主持会议。

本次研讨会对谈环节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电影》杂志主编皇甫宜川主持，分为创作嘉宾、企业负责人、学界专家三个组别进行话题讨论。电影《阿莫阿依》《吾爱敦煌》导演苗月、《河边的错误》导演魏书钧、《觅渡》导演宁敬武、《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导演李冬梅、《力量密码》编剧段越豪；五洲传播中心总编辑井水清、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蒋德富、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邢占宇、珠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金华、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潘红阳；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侯克明、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原所长张伟、国务院国资委文学创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孟广顺、中央宣传部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电影创作部副主任吕鸥、巫山县政协原主席刘大勇等作为对谈嘉宾参与会议，为艺术电影的市场之路建言献策。

“期待一万个观众去看我的电影”

主持人皇甫宜川向创作组代表们抛出了一个经典问题，“艺术片应如何考虑市场需求？”这一提问立刻打开了几位创作者的话匣子。

苗月认为，艺术电影呈现的是创作者内心最需要的一种表达，至于是商业性还是艺术性，她并没有在最初考虑。她回顾自己从2007年第一部在电影频道播放的电影《五彩的夏天》开始，有很多机会拍摄艺术电影，期间拍摄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十八洞村》等一系列影片，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我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做艺术电影，为什么以前可以但是现在放在市场上就不行了呢”？

苗月对市场的困惑在几位导演中迅速引发共鸣，尤其是两位青年导演魏书钧和李冬梅。魏书钧以《永安镇故事集》和《河边的错误》两部影片的市场表现为例进行分析，“两部影片间隔一个月上映，《永安镇故事集》采用了连续15天、每个城市45分钟映后互动的特种兵式路演，但呈现出的市场排片很低，最终票房也只回收了几百万。相反《河边的错误》只做了三次路演，但没想到观众更踊跃，片子更卖钱。或许是因为类型，因为演员，因为原著余华老师的参与等因素吧。”李冬梅的发言则更加恳切，作为巫山人，她对巴蜀文化和脚下的土地有更深的乡土情怀，回顾《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创作历程，“朋友们东拼西凑，成本花了130万现金，很多朋友都对回本没有要求，但我期待的是全国有一万个人能看这部电影。最后做到了，票房30万。如此，出品方能够分到10万。”

经验丰富的创作者苗月、宁敬武、段越豪也都直言自己曾遭遇过一样的市场困境，甚至苗月坦言此次遇到《吾爱敦煌》的制片人潘红阳时还因为票房而心怀愧疚、接连道歉。艺术片和市场之间的错位已然显现，导演们解决不了的难题，或许专业制片人们会有更好的办法。

当现场气氛被艺术电影导演们不停的道歉声带入低谷时，主持人皇甫宜川笑言“禁止”导演们在接下来的环节中继续向制片人道歉，因为制片人既然选择并投资了主创和影片就说明他们认可主创能力和影片品质，并做好了为影片结果负责的准备。话音刚落便赢得一片掌声，现场气氛也重新活络起来。

在第二场制片人对话中，井水清、蒋德富、邢占宇、孙金华等制片人也对此表示认同。蒋德富直言创作者不用因为一部影片不佳的市场表现而对制片人心怀愧疚，应该相信制片人对一部片子的专业判断，“这一部赔了，我们下一部调整方向就是了。一部电影在市场上的成败不该完全由导演承担。”

现场制片人也从各自经验出发分享了对艺术电影的不同市场策略。井水清坦言五洲传媒专注国际传播，纪录片是公司强项，“如果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你经手了，但由于市场原因你放下了，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纪录片人。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我们该和导演一起做下去。”蒋德富则从博纳的经验入手，认为艺术电影是作者电影，“要给共和国留下年代记忆”，是民族精神的传播载体。

在对艺术电影价值和属性的充分肯定之后，论坛来到了对艺术电影的市场考量环节，成本和宣发成为与会嘉宾重点关注的领域。

艺术电影不该等同于中小成本影片

一直以来，艺术电影和中小成本影片往往很容易在观众和市场上被划上等号。此次论坛中，与会嘉宾畅谈了各自观点，基本认为艺术电影不该以成本而论。

井水清认为，艺术电影在维持高品质内容的同时，还应与海外艺术市场做足连接，创作者也应当创作出可以跨越文化的艺术内容，唯有如此，才能做到艺术电影的“深深海底心，高高山顶立”。蒋德富直言中小成本与艺术电影有交集，但不属于同类，“艺术片的宣传触达也很重要。艺术电影要有坚持但更多要与观众和市场结合，要让观众接受你、尊重你、拥抱你。”邢占宇也从华夏经验出发认同这一观点，认为作者表达和市场表现并不冲突，更不该让作者受困于成本，而要用宣发来助力艺术影片的市场触达。孙金华明确认为艺术电影不该等同于中小成本影片。他以珠影投资两千万出品的新戏曲片《白蛇传·情》为例进行分析，“两千万投资在戏曲片中已经是非常大的成本了。大投资前首先要确定这部电影是给谁看的？我们一开始就确定是给年轻人看的。最终呈现的结果也确实如此，影片上映时赶上国风潮兴起，年轻人以会唱戏曲为风潮，最终北方年轻人贡献了50%以上的票房。”潘红阳以《吾爱敦煌》为例，认为小而美的艺术电影仍然有其生命力，能够让人对生活怀有美好的向往。

在谈到宣发和其他艺术电影回收成本的路径时，与会专家学者也纷纷亮明态度、提供信息。侯克明向不宽容的舆论环境大声“开炮”，直言“不该一个片子出来一群人砸挂。提意见是很正常的，但是用网暴的语气大量转发就会对影片造成毁灭性影响”。吕鸥则详细介绍了中宣部电影卫星频道出品电影的情况，“20多年间出品《十八个手印》《万箭穿心》《我的喜马拉雅》等2000多部影片，其中99%都是中小成本电影。”此外，她还分享了电影频道“百合杯”的评选情况，向业内创作者和制片人抛出橄榄枝。刘大勇从政协工作经历着手，提出电影创作者“要心中装着观众，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树碑立传。如此，艺术电影最终会被人民接受和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