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80后青年导演，电影对我来说，早已不只是一份事业，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也是一种对世界的探索。岁月流转，人至不惑之年，生活仿佛陷入了一种按部就班的循环，然而内心深处对信仰的执着，让我渴望做出一次大胆尝试。

初次听闻“仲肯”这个词汇，是在一次西藏文化讲座上。当时，讲师讲述了被誉为“东方荷马史诗”的《格萨尔王传》，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之一，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认知价值，它承载着藏族人民的历史记忆和精神信仰。其中为了传承这些故事而默默付出的颂唱艺人仲肯，一下就抓住了我这颗在生活泥沼中挣扎的心。想要拍摄一部与此相关的影片，成为了我心中的夙愿和情怀。

随后的几年间，我多次深入藏族地区，亲身感受当地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在青海玉树州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我目睹了一场庆祝活动。人群中央，一位身着传统服饰的仲肯，手持泛着温润光泽的古老六弦琴，随着他手指的拨动，美妙旋律与高亢颂唱声响起。尽管我听不懂藏语，但那抑扬顿挫的节奏、充满情感的声音，让我仿佛穿越时空，走进了一个个古老的故事之中。村民们沉浸其中的表情，也让我感受到这些故事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娱乐，更是对先辈的回忆与敬意。那一刻，我不禁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在如今这个快节奏且物欲横流的时代，一个人如果执着地追求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但在历经人生的起起伏伏后，又能否找到自我，回归现实？

然而，作为一名汉族导演，我深知自己与藏族文化工作者之间存在着差距。这是源于成长环境、文化背景所带来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对文化理解深度的不同。所以，我决定以藏族文化为脉络，通过一个渴望融入藏族文化的汉族人的心理世界，展现精神皈依与迟疑、信仰与执念的冲突。整部影片就这样，从一个名为仲肯的汉族青年，为了逃避心底的痛苦，在藏族地区流浪多年，并执着想要成为格萨尔王传世故事的诵唱艺人“仲肯”而展开。片中，男主仲肯是我们很多普通青年的极端缩影，体现着人们面对难解之事时内心的忏悔、救赎等复杂情绪。也通过男主与女主苏禾之间的关系，传达出“放下”才是智慧的理念，如同藏传佛教中“万物皆有佛性”，不一定要“成为谁”人生才有意义。

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我延续了五年前首部文艺片《大雪冬至》的现实魔幻主义手法。在我看来，梦境是大脑的满足，现实所见可能是内心期许的幻象。男主仲肯历经三次梦境，每次都离传闻中能获格萨尔王加持的白色帐篷更近，然而最后一次走进帐篷，里面却空无一物，并没有想象中格萨尔王的威严身影或古老故事的回响，有的只是他对于所逃避事情的映照。在他所经历的这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故事中，仲肯并非真正的“仲肯”，而是他内心深处欲望的化身；途中所遇到的那一对长者夫妻，是他内心深处执着的旧思想；忽隐忽现的少女，是他在途中由所见所闻而潜移默化产生的新思想；贯穿全片待宰的羊，是他在这片土地上内心的徘徊与挣扎。思想成长伴随着新旧观念的交替，仲肯在老人去世与少女出现后，从迷茫、执着走向平静审视，最终明白真正的释怀是勇敢面对过去、珍惜现在。最后他下山了，发现载他两次的司机就是真正传唱者——仲肯。这就像是一个许多人都会遇到的故事，我们苦苦追寻，却一直得不到的东西，某个普通人却早已拥有，对那个普通人来说，所谓的Title，远不如一家老小热热闹闹吃顿粗茶淡饭来得珍贵。当仲肯反应过来，他发现他一直寻找的是他自己！于是他剪掉长发，剃掉胡子，打算坐飞机回去开启新生活。那一刻或许就是袁了凡所说的“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

拍摄时，考虑到影片风格与实际限制，我们没有沿用大多数文艺片偏爱的那种极具呼吸感的镜头影像，而是选择了所谓老电影的基础摄影方式。我们通过专于构图、勾勒光线、拍摄工整，应用趋于返璞归真的镜头语言，展示藏区景观文化与高饱和度风光。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我们所追求的客观冷静叙事风格相契合，与我们的题材以及作者表达也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拍摄场地多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河流间，团队成员多来自内地，想要将更先进的摄影设备及移动器材运送到拍摄现场，无疑是一项巨大的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挑战，且影片为小成本制作，权衡之下，传统技法成为最佳选择。在具体的拍摄中，我们借助光影的交错，利用大反差、高光比的手法，去映射仲肯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仲肯的两面性，就如同光影的两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通过改变焦段，为观众构建了一个真实又梦幻的叙事空间，帐篷争执、少女舞蹈、山羊拟人化等镜头语言，与仲肯生命形态相互映衬，编织出丰富复杂的故事网络。此外，团队还精心设计了手抄本、摩托车、湖泊、隧道等意象，虽不敢言精妙，但希望营造的独特氛围，能让观众在观影后有所回味。

在藏区拍摄，我们面临着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挑战。我们团队成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飞往玉树，由于未经历一个循序渐进适应高海拔的过程，初到藏区，便遭遇高原反应，头痛欲裂成了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的“常客”。其次，藏区多变的天气，成为拍摄的又一大困扰。前一刻阳光明媚，所有人员与设备都已就位，转瞬之间便乌云密布，狂风暴雨夹杂冰雹，拍摄计划被迫中断。这种情况频繁发生，大家也逐渐习以为常，从怨天尤人到相视一笑。每一次的等待，都伴随着拍摄进度的拖慢和成本的增加。经费的紧张，使得我们每个环节都需精打细算。专业的摄影器材价格高昂，摄影指导为找性价比最高的设备，几乎沟通遍所有器材公司，只为争取优惠。道具采购因当地资源有限，为找符合剧情又价格合理的道具，跑遍大小市场与二手交易场所。为寻找合适的拍摄场地，团队翻山越岭，忍受烈日炙烤，有时耗费几天也难找到理想场景。尽管困难重重，大家却从未抱怨过吃住行的艰苦和条件的简陋。我们时常挤在狭小皮卡车内，就某个场景的拍摄手法展开热烈的讨论，演员则在一旁积极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一次次的思维碰撞中，我们的电影逐渐变得更加完善。因为我们心中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拍出一部对得起自己良心的电影。

《仲肯》不仅仅是一部电影作品，更是我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深情致敬。同时，这部影片也包含了我对于青年文化态度的独特见解。在现代生活中，传统文化与现代人难以共鸣，为此，我大胆选择从青年的视角去解读和呈现，尝试用他们易接受的方式讲故事，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结合，摸索两者融合新路径。通过贴近年轻人生活的叙事手法，把藏区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审美观念、电影技术手段相融合，营造出独特的视觉体验，让观众感受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魅力的交织。此外，影片也借仲肯的经历，展现青年一代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文化碰撞中的困惑与选择，呈现他们形成独特文化态度与价值观念的过程。

电影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如桥梁连接不同心灵与文化，能跨越界限传递正能量，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其价值不止于票房，更在于实现艺术价值、担当社会责任，剖析人性与社会问题，引发观众深度思考与情感共鸣。同时，我呼吁更多青年电影人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尽管当下商业电影为主流，但像《一个和四个》《我本是高山》《阿莫阿依》《小马鞭》《雪豹和她的朋友》等优秀的甚至充满青年化表达的少数民族电影新作不断涌现，为中国国产电影注入新鲜血液。毕竟，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相信在中国电影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民族电影、中国电影事业必将蓬勃发展。

（作者系电影《仲肯》编剧、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