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太言(右一)导演工作照
在2025年的中国影坛,我们习惯了特效的轰炸与商业片的“爽感”,却鲜有一部电影能像《过家家》这样,用一种近乎笨拙的真诚,去触碰那个我们讳莫如深的话题——老去与遗忘。青年导演李太言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他没有贩卖焦虑,也不渲染悲情,而是试图在阿尔茨海默症的残酷现实里,为所有终将老去的灵魂,建造一座名为“梦泽里”的记忆乌托邦。
从“手写江湖”到行业新锐
要读懂《过家家》,先读懂李太言的成长轨迹。初中时期,他因为“叛逆”“调皮”,被父亲送到湖南怀化的一个偏远小镇封闭管理。那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对一个少年来说,全镇唯一的报刊亭是他瞭望世界的窗口。
《今古传奇》《故事会》那些快意恩仇的侠客与悲欢离合,成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14岁那年,一种“别人能写,我也能写”的冲动像野草般疯长。在五六个黑皮笔记本上,他手写了十多万字的武侠小说《夜雨悄悄剑鞘声》。那本后来在同学间传阅到“只剩五六页”的处女作,虽然稚嫩,却完成了一次重要的精神奠基——写作,从此沉淀为他与世界对话、消化情绪的“生理习惯”。
这种习惯,像一条隐秘的河流,牵引着李太言从记者生涯走向光影世界。2015年,从小学习绘画、组过乐队、会四门乐器的“多面手”,开始了他的光影探索。
从十五分钟的短片起步,李太言展现出惊人的创作爆发力。2016年他凭借《千年之约》入围第40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第4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由其导演的短片《邻居》《似是故人来》分别获英国万像国际电影节短片电影最佳摄影、最佳剪辑奖等。
当私人记忆成为公共议题
《过家家》的诞生,源于一次猝不及防的家庭变故。
“住在北京的我突然回老家,发现外婆不认识我了。”李太言回忆起那个瞬间,依然带着一种隔世的恍惚。最熟悉的至亲,在记忆的迷雾中一夜之间将你归零,这种切肤之痛,驱使他去翻阅大量资料,结果触目惊心:“中国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最多的国家,普通家庭对这种病情的认知还很少,这庞大的数字背后,是数千万家庭在漫长的告别中独自承受的孤独与无助。”
在电影行业,老年题材往往被视为“票房毒药”,阿尔茨海默症题材更是因其沉重而鲜有人问津。但李太言认为:“电影人的责任不仅是娱乐大众,更是要替时代保存记忆。我不想仅仅陈列苦难,因为苦难本身没有意义,对苦难的思考才有意义。”
“你爱的人回到了他最幸福的时光,忘掉了所有痛苦——这难道不值得为他开心吗?”李太言以一种充满东方哲学的诗意悖论,重新解构了这场漫长的告别。他将阿尔茨海默症定义为“这是一场从老人变回孩子的过程”。在这一视角下,电影有了那句直击人心的台词:“他会忘记所有人,但也会忘记那些让他痛苦的事。”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片名从最初的《陌生家庭》改为《过家家》。这个看似轻盈的词汇,在李太言手中成为了解构成人世界的锋利手术刀。“人生何尝不是一场大型的角色扮演?你我都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在血缘之外,因一个病症的缘故联结起的“陌生家庭”,恰恰戳穿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脆弱,凸显了陪伴本身的稀缺性与神圣性。
在废墟上重建“梦泽里”
为了承载这份关于“家”的想象,李太言在创作上进行了一次近乎偏执的“考古”。
在踩点时,剧组原本看中了武汉的一处里份,但它因城市发展被拆除后,李太言和片方作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在一块拆迁空地上,平地起楼。历时三个多月,投入上千万,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复刻了一条名为“梦泽里”的市井老街。
这不仅仅是布景,更是一场宏大的行为艺术:“我想建立一个能呼吸的电影空间。在这里,一把看似乌托邦的大伞下撑着的却是几个在大城市孤独而破碎的灵魂。”这种陌生人之间无条件的互助,在当下显得“极致浪漫”,甚至有些“脱离现实”。
“但如果电影都不能造梦,我们还能在哪里相信善意?我们要坚信主动付出的善意一定会得到善意的回馈。”李太言道出了他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坚持。在这个算法推荐、信息茧房的时代,他试图用“梦泽里”构建一个物理与心理双重意义上的“熟人社会”。
在与传奇的对话中参悟人生
《过家家》请到成龙出演男主角“任爹”。对于从小看着《红番区》长大的李太言来说,这不仅是喜出望外的圆梦,更是一次关于电影精神的薪火相传。
约见成龙那天,李太言心神不宁。远远地,却看见一个人已提前站在门口等候——是成龙大哥。这个出乎意料的细节,无声地消解了所有距离与不安,更是一种巨星的谦逊与尊重。
在影片中,李太言为“任爹”设计了举重运动员的背景,赋予了角色深刻的人生隐喻:“举重就像人生——要扛得起,也要放得下。扛起时全力以赴,放下时不留执念。”这何尝不是李太言自身的创作哲学?举得起造梦的浪漫,也放得下现实的冷峻。
影片中有一个动人的互文细节:任爹在公园跑步时,把哨子挂到钟不凡的脖子上;后来复原1995年举重比赛时,钟不凡又把冠军奖牌挂回任爹的脖子上。这个无声的仪式,是李太言对父子之情最深沉的诠释:“爱的传递,从来不是索取,而是成全与回归。”
在遗忘的时代,选择记得
《过家家》的票房之路,并未迎来奇迹。谈及此,李太言的目光投向更远处,“一部电影的价值,不应只用票房衡量。价值并不等于价格,它的社会意义,会在更长的时间里才看得清。”
他说:“我不追求拍片的数量,希望以后每部电影能表达我不同阶段对生活的看法,等我变成小盒子那天,如果还能有人因为我的电影得到一点安慰或思考,就够了。”
从手写武侠小说的打架叛逆少年,到用光影探讨记忆与羁绊的电影导演,李太言身上始终住着那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
《过家家》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份关于中国式家庭关系的社会学样本,是一封写给所有在都市中感到孤独的游子的情书。它提醒我们,在这个追求效率与速度的时代,或许我们更需要慢下来,去关注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去拥抱那些正在老去的亲人。

